先秦法家自古以来就是苛政的代表，即使我个人非常欣赏法家学派，但是我也不会舞文弄墨去曲解他们，《商君书》可以说是法家在实践领域达到巅峰的教材，而《韩非子》则更偏向于理论领域。

与法家相比，儒家和墨家成为并世显学，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对民众友好同时也得到支持，法家的确能使一个国家强大，也的确对待民众极其不友好，但这两者是并不矛盾的，因为法家能使一个国家强大，就去否认它对百姓不友好的一面，这是没有必要的，更何况，法家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过是乱世重典，简单来说就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

私以为，正本《商君书》最有价值的一句话就是，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至于其余的内容，如果并非研究历史的专业人员，甚至有没有必要看，基本上写的都是适应其所在年代的形势而写出的一些具体的举措而已，商鞅自己应该也明白，这一系列举措都是为了当时的形势而制定的，商鞅在刚见孝公的时候，也是首先提出了帝王之道，孝公回答是：“久远吾不能待”。

在这之后商鞅才提出了为强国而制定的思想，由此可见，商鞅自己不一定不知道这一系列举措的缺陷，以及实施时导致的问题，《商君书》在更大程度上不过是在非常时期实施的特殊手段，在战国群雄四起的时期，各个国家都大力发展自己的军事，而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大力发展文化艺术素质教育的儒家学派，确实是拼不过法家这样全民耕战的体制的，不过，不能因为这样，就称赞法家的全民耕战体系是完美的、没有任何缺点的。

只能说法家的体系能够让人更容易在乱世活下来，不过实际上，法家的这套体系一旦停止扩张，或者不及时转型，那么一个国家最终分崩离析，这也是在所难免的，甚至可以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几乎所有的统治者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后，或多或少地都采用儒家的方式，因为儒家的方式更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国家稳定了，江山也就坐得稳了，换一种说法可以这么讲，想要维持相同的稳定程度，儒家所需要的成本，是远远低于法家的。

所以，我并不主张对先秦任何一个学派的道德批判，不论在今天看来其言论有多么不近人情，因为很大程度上都是战国时期恶性军备竞赛导致的无奈之举。但同样我也不赞成无限拔高任何一个学派，法家“不殊贵贱不别亲疏一断于法”的思想自然是超越时代意义的先进，但在对待民众方面法家也是战国诸子中最严重的一派。某些人一边指责儒家总认为孔子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一边想尽办法来维护法家中有问题的部分，这种行为可以说是极度的精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