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是古代的严重威胁，更要命的是还可能与战争同时遭遇。

从古代历史记载，许多瘟疫与战争有关。如三国时期的206年到265年之间，共有62年的瘟疫记载，平均7.6年就有一次疫病的大流行。因此曹操感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显然这是瘟疫与战争叠加的恶果。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65年，平均下来4.9年就有一次流行。其中的较大的疫情有25年，其中大多与军事行动有密切关系。战乱一直延续隋唐五代时期，共有58次瘟疫流行，平均6.5年发生一次，较大规模的疫情有13次，与战乱有关的11次。

历史的线性发展一直到元朝依旧还存在这种现象或者是某种规律。元朝时期还发生38次疫情，其中大面积疫情有12年，与战争有关的是5次，平均2.3年一次，其中就包括安徽凤阳的朱元璋全家因此丧命的局部典型情况。明朝时期疫情发生156年，平均1.77年流行一次，其中较大规模的是90次，与战争有关的是4次。这是中国古代瘟疫与战争的总体情况，放眼世界战争来看，瘟疫几乎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和结果。

公元11到13世纪，罗马教皇组织十字军东征，由于天花流行，导致全军几乎覆灭。公元1244年，穆斯林占领了耶路撒冷，路易十一率领两支十字军东征，后来路易十一患病去世 由此这支队伍也宣告解散。

第二次东征，多利勒伊之战，十字军粮草断绝，可怕的是随之又发生瘟疫，属于被瘟疫和战争双面夹击的典型案例。从这些局部的外国瘟疫与战争来看，二者的发生具有某种偶然性和必然性，是蕴含着某种密切联系的。

抛开这种“国际大视野”来看，从古代以来，瘟疫就对战争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古代，医疗技术的十分低下的情况，加之征战的环境十分恶劣，因此给瘟疫产生了创造了流行的许多条件。从隋朝的一些战争和瘟疫来看比较具有代表性。如“乙巳，以汉王谅师遇疾疫而旋，死者十八九”。对此，《资治通鉴》给予了相关的佐证，就是在征伐期间，大量的水路军队数十万直插高丽，然而最终却因为传染病造成巨大伤亡，由此导致全局失利。因此战争与瘟疫的发生往往改变了局势的走向，有学者将它归为三个方面的影响。如瘟疫加速战争的速度，改变战争的结局和瘟疫被卷入战争，成为战争的武器。

先看瘟疫加速战争的进程，如公元422年，北魏军队大举进犯南朝，随机将金陵包围。刘宋方面自然进行殊死抵抗，由此双方互相厮杀一度战况呈现焦灼状态。北魏军队由于伤亡惨重，暴露在野外，缺少卫生防护，由此不久，军队中出现了瘟疫，每天都要死亡十之二三，不得已，最终不得不做出撤军的决定。因此，正是这场瘟疫解救看南朝。

瘟疫改变战争结局

比如著名的三国战争，曹操在赤壁之战被打败，虽然有着诸多原因，但是瘟疫却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正是这场瘟疫直接削弱了曹操军队的战斗力。“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以此可见，正是瘟疫最终改变了战局，确立了三国的鼎足之势。其实这是彼时战争的常态，瘟疫经常如同并不太意外的伏笔突兀地参与进来，最终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瘟疫被卷入战争，成为战争武器。

将瘟疫故意引进战争之中，古已有之。

1346年西征的蒙古军队围攻黑海港口，因为部队感染上鼠疫，由此迅速瓦解。詹尼伯格在非常绝望的情形下做出一起毁灭的决定，将患有鼠疫的尸体用巨大的石弩发射到城中，使得城内也感染鼠疫，因此这便是后来的闻之色变的黑死病的巨大毁灭的能力。

对于这种“生物战”，其实早在公元600年，雅典人早已经将此用于战争。把有毒的黑芦荟投入敌军饮用的河流之中，结果导致对方感染瘟疫，丧失战斗力，然后雅典人趁机取胜。

无独有偶，我国汉代名将霍去病在横扫匈奴之际，曾利用感染过的瘟疫牲畜作为战争的武器。匈奴故意将有病的战马送给汉军，然后导致瘟疫蔓延。在后期，由于霍去病的军队几乎将匈奴荡平，他，他们就用感染病毒的牛羊尸体扔进汉军取水的水源里，由此导致汉军和霍去病感染病毒而死，这也是霍去病长途奔袭不带任何辎重的致命弱点。而这些牛羊携带的病毒无疑堪称当时的“生物战争”。

由此，当战争与病毒相遇，局面更加复杂，结果更加残酷甚至出人意料。在茫茫的历史的进程中，这些微小的病毒往往牵动着历史大局的走向，甚至彻底改写了人类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