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英宗初年勋臣权力的膨胀

英宗复辟以后，剪除前朝得势臣子，文官中的强势人物于谦、王文、陈循、江渊等人，或遭杀戮，或遇贬谪，一时实力大损。以石亨为首的勋臣集团和以曹吉祥为首的宦官集团，以“夺门”之功，加官进爵，主导了朝廷军政大权；这其中就包括张懋的两位叔父张軏和张輗。英宗复辟不久，又因人废事，裁撤团营而复立三大营，将文官排除出京营管理体系之外。经此一系列的举措，景泰朝兵部压制勋臣武将的格局被急剧扭转；勋臣在各个方面的权势均达到了顶峰。

其一，在京营防务中，勋臣占据了主导地位。天顺之初的三大营由勋臣和宦官两方共同督理，但提督三大营的四名太监里，只有刘永诚曾在前朝参与京营营务，曹吉祥、王定、吴昱均为新任；相较而言，勋臣石亨、张軏、孙镗、柳溥等人则深耕京营多年，少了文官的制衡，勋臣对京营更具有较强的掌控力。

其二，在军事政务方面，勋臣集团全面主导了军事决策和议政权力。天顺朝的最高统军机关五军府，此时由石亨、陈懋、张輗、卫颖等勋臣执掌。在最为关键的兵部，石亨安插了党附于自己的文官陈汝言为尚书，又上疏迫使英宗罢撤天下各处督抚文官，至此勋臣集团全面主导了军事权力。

石亨、张軏等“夺门”功臣不仅取得了朝廷军政大权，而且权力蔓延到军务以外的其他行政领域，这是之前勋臣不能染指的领域。石亨不仅以“夺门”功大肆冒领封赏，而且公然卖官鬻爵，插手干涉朝廷人事任免和行政安排，打击报复交恶文官。石亨甚至表现出了逾越礼制之跋扈，在英宗面前也骄横傲慢，若所请之事遭到英宗拒绝，其不满之情便溢于言表。

张軏的权势略不及石亨，但也对朝廷事务多加干涉，《明英宗实录》里称其“既得志，益骄横。纳赂卖功，奔兢者趋其门如市”。因此，在天顺朝初期，石亨、张軏等部分勋臣，在某种意义上握有可以左右朝廷政局的权力。面对“夺门”上位后失去控制的石、张等人，复辟后立足未稳的英宗也只能暂且忍气吞声。

二、英宗制衡石、张

在天顺初年，以石亨、张軏为代表的“夺门”功臣掌控了朝廷大权，对英宗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复辟后英宗一方面小心应付权势熏天的石、张等人，另一方面也在想方设法建立忠于自己的朝堂势力以制衡石、张权势的发展。尽管石、张等人也是勋臣集团的一部分，“夺门”以后也还继续通过冒功请赏的方式收买、拉拢朝中文武，但是其飞扬跋扈的做派并没有得到元老勋臣家族的一致认可与响应。

大部分勋臣虽得益于前朝文官集团的迅速倒台而权力有所恢复，但远未达到跋扈失控的地步，因此成为英宗制衡石、张所倚重的重要力量。英宗于复辟之后不久，即对京营的高层将领进行了一次调整这其中的人员配置就值得玩味。

石亨、张軏是“夺门”功臣，孙镗、柳溥是在景泰朝就已经执掌京营的勋臣武将。其中，孙镗冒领“夺门”功，在天顺初年封伯，理论上应该更亲近石、张，但从其在天顺朝一直受英宗优待、得享平安推断，应该在天顺朝前期逐渐被英宗所拉拢；柳溥则是元老勋臣之后，史料中并没有发现其与石、张二人有密切关系的证据，其在天顺初年保持政治中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至少不应该是石、张一党。

孙继宗和刘安则纯粹是英宗任用的私人；孙继宗是孙太后之兄，英宗的亲舅舅，与英宗荣辱与共，其以外戚之身份执掌京营，乃是英宗为了制衡石、张做出的特别安排，在明代属于极为少见的个例；刘安则在英宗北狩被也先胁迫扣关大同时，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忠诚，因而被英宗划定在亲信的行列。

可以想见，这二人被英宗任命执掌三大营，是英宗制衡石、张的重要人选。随着时间的推移，石、张二人在京营中的权势也在慢慢为这些人所分割与侵蚀。天顺元年英宗调整京营高层人事安排的举措，起码保证了英宗的人身安全，为英宗下一步夺权计划奠定了基础。

三、石亨的覆灭

从天顺二年起，石亨先后遭遇两次打击，其结果导致石亨权势不再，很快被英宗彻底消灭。石亨遭受的第一个打击，是失去了对兵部的掌控。天顺二年正月，兵部尚书陈汝言因贪污受贿而倒台，由于其系石亨所推荐，因此石亨失去了再次安插亲信主持兵部的机会，继任的兵部尚书马昂由朝臣共举，并非石亨之私人。虽然石亨此时亲信遍布朝堂，仍旧对军事决策有着极大影响力，但失去对军事决策机构兵部的控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石亨的力量。

倘若仅仅是京营军权被部分稀释、对军事决策的影响力削弱，尚不至于对石亨权势构成重大威胁，对石亨影响最大的打击来自于张軏的病逝，以及石亨与张氏家族同盟的瓦解，这直接导致石亨集团的势力成为朝堂上的少数派，使英宗得以凭借绝对优势力量消灭石亨。

在天顺朝初年的政坛上，张懋所属的张氏家族具有非比寻常的实力。一方面是因为张懋的两位叔父张軏、张輗都是职权很高的高级将领，军权不输于石亨。张輗从正统十四年起一直“领禁兵宿卫”，指挥皇城禁军，并从景泰元年起执掌中军都督府，英宗复辟后张輗转掌左军都督府，“仍典宿卫”；张軏则更加了不起，在景泰年间即升任团营三大总兵之一，又兼掌三千营，其时石亨也不过是团营总兵之一，兼掌五军营，与张軏职权相当；英宗复辟后张軏继续执掌三千营，仍然是京营中的实权派将领。

另一方面，张氏兄弟身为勋臣后裔，经营维系着一个悠久而庞大的政治关系网，以此为基础在朝中形成一个以张氏家族为核心的政治圈子，这是如石亨一般的新晋勋臣所不具备的政治资源，石亨还需要巴结张氏兄弟才能共享这一资源。天顺二年三月，太平侯张軏病死，这是石亨权势崩塌的转折点。

张軏早在景泰时期即已成为勋臣集团的代表人物，且素来与石亨交好，在天顺朝一直是石亨最重要的盟友，维系着石、张之间的同盟。而张軏之兄张輗虽也是勋臣中的显要人物，但从史料记载来看，张輗并不似张軏般与石亨亲近。张軏一死，其子张瑾不复乃父的威势，英国公张懋其时也年纪过小而没有参政，仅凭垂垂老矣的张輗一人已经不足以维持张氏家族的权势。为了避免日后遭到英宗的清算，张輗选择远离石亨，结束了过去石、张之间的同盟关系。

为了争取英宗的宽恕和谅解，张輗还通过交出权柄的方式表明心迹，在天顺三年以老疾为由乞求解职，得到了英宗的准允，以此保全了张氏家族。对于石亨来讲，张軏之死，拆散了石、张同盟，使石亨失去了至少一半以上的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使石亨失去了在朝中握有实权的勋臣集团的支持，这对于石亨权势的打击尤为沉重。

在勋臣集团内部，石亨原本就未得到全面认可，这是因为石亨是新晋勋臣，没有元老勋臣家族间长久建立起的紧密关系；偏偏石亨又骄横跋扈，屡屡僭越人臣礼数，这在久历政治风暴的元老勋臣家族看来，是不能长久的取祸之道。

《明史纪事本末》中载有英宗与抚宁伯朱永、恭顺侯吴瑾门楼谈论石亨府邸僭越之事，既然英宗能在这二位勋臣面前谈及不满石亨，可以推断这二位世袭勋臣并非石亨的亲密盟友，由此而知勋臣内部在对待石亨的问题上并非铁板一块，全凭张輗、张軏兄弟在其中转圜，再加上天顺初年石亨权势确实有利可图，勋臣集团才选择支持石亨；张軏一死，张輗态度转变，石亨失去了与朝中元老勋臣家族维系关系的纽带，勋臣集团马上嗅到石亨覆灭的危险，转而选择投靠英宗，石亨面临的形势就日渐窘促。

这种勋臣集团内部对于石亨态度的转变，使得英宗掌握了更多的军事资源，在逐步剪除石亨势力的过程中，能够借助军中任职的勋臣武将来达到分化石亨权力、稳定军心的作用。到天顺二年间，石亨的权势已然不比从前，在天顺元年石亨尚能左右英宗态度而尽撤天下文官督抚，到天顺二年英宗下旨复立文官督抚之制，这便是石亨权势已经无法控制英宗决策的明确信号。

虽然石亨之败的导火索是石彪图谋大同总兵，但其之败从天顺二年张軏病死之时既已注定。天顺三年，准备多时的英宗以谋反罪下石彪诏狱，与此同时，“时方议‘夺门’功，穷治亨党，由亨得官者悉黜”，第二年石亨下狱病死。石亨的覆灭，是在天顺初年达到顶峰的勋臣权势由盛转衰的分水岭，而到天顺五年英宗平定曹钦叛乱，标志着英宗彻底实现了对政权和兵权的完全掌控，勋臣集团在天顺年间的权势复兴宣告结束。

英宗在完成对政权的掌控之后，仍然选择了信任和使用勋臣，这既是对勋臣集团配合自己完成掌权的回报，也是日渐老练的英宗制衡朝局的安排。但随着皇权的加强和兵部职权的恢复，勋臣的权力行使得到了进一步规范，过去在军政事务上“文官权重，勋臣制衡”的局面得以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