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点头道：“这一千两银子完全应该用。其余二千两做什么呢？”贡生答道：“卑职继承老师的衣钵，也借宗族中的祠堂设塾授徒。如今祠堂早已破败不堪，族人中没什么富户，都是些升斗小民，如今我即将成为县令了，要修葺祠堂、祭祀祖先，非要一千两银子不可。”总督连连点头道：“这一千两银子用得尤其恰当。余下的一千两呢？”贡生答道：“卑职一辈子处于贫贱之中，如今侥幸地以进士出任县令，要想舒一口气安度晚年，养赡之费，非一千两银子不可。”总督点头说：“三千两银子的用场，全都合情合理，我替老兄想想办法看。”

送走贡生后，掌管一省行政事务的布政使过来了。总督与他谈起贡生的事，布政使说：“好呀，正好某县县令开缺，有位置了。”总督问：“该县年收入有多少？”布政使伸出一个指头说：“一方。”这是官场隐语，“方”即“万”，白银万两，应该是个满不错的肥缺了，总督说：“那就让贡生去填补这个空缺吧。”

刚刚过了半年，那位贡生县令又到省城来“告假”，见了总督就磕头拜谢说：“沐浴着大人的恩德，卑职的愿望已经得到满足了。”说完，从怀中取出一张二千两的银票，恭恭敬敬地说双手捧上，说：“卑职只需要三千两银子，如今竟然得了五千两。这二千两没什么用处了，还给大人吧。”总督大为惊骇地说：“这是你的职务所得，怎能放在这儿？”贡生却道：“卑职向来没有虚妄之言，决不需要这二千两银子。”正在推让、争辩之间，布政使进来了，问明事情的原委之后说：“如今朝廷因某项工程而需要各地官员捐献财物，这二千两银子就作为该县令的捐献，给他留个议叙的机会吧。”所谓“议叙”，是清廷对考绩优异的官员，交吏部核议，奏请给予加级、记录等奖励。总督连声称善，贡生也没什么可说了。其实，他的所谓“告假”，就是辞职。于是，便带着三千两银子，高高兴兴地回家乡去了。

上面这个故事载之于近人徐一士（1890~1971）的《近代笔记过眼录·闲谈笔记》。有人推算，古代一两银子约相当于人民币1000元。若照此说法，该贡生半年所得，就有500万元了！显然，这些银子并非摆在桌面上的“俸禄”，而是所谓的“例规”——即潜规则，人人心知肚明却上不得台盘的潜规则。地区贫富不同，潜规则所得也就大有不同。而所谓“朝廷的某项工程”，很可能就是慈禧太后要修建的那座颐和园。区区一个县令，一年的潜规则所得就有白银万两，这是升斗小民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象的。晚清官场之腐败，由此可窥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