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一位85岁的老太接受了记者采访，并在采访中坦言：“我从内心里感谢国家，感谢国家养了我31年，这是我的肺腑之言！”这位名叫王庆莲的老太，之所以情真意切地说出这句话，是因为她是军统留在大陆的最后一位女特务。

1928年4月，王庆莲出生在浙江江山的一个贫苦人家，刚满一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父亲的去世极大地打击了这个家庭，王庆莲也不得不随母亲寄居在外婆家。但在那个时代，想要活下去，真的太难了。1943年，王庆莲刚满15岁时，她的家里已经完全揭不开锅了，就是借钱都没处借。正当一家人为生计发愁的时候，王庆莲的母亲却给王庆莲找了一份工作。

原来，这一年的4月份，国民党的军统局到江山县招人了。招人的告示刚张贴出来，王庆莲的母亲就直接给她报了名。巧的是，王庆莲去考试，一考就考中了。考试通过后，王庆莲才知道，和她一起被录取的，还有十九人，其中十六人是男的，三人是女的。很快，这些刚刚被录取的军统菜鸟，直接就被带到了重庆。

刚到重庆的王庆莲，由于没有任何工作和培训基础，所以只能在磁器口的造纸厂从事打印的工作。但很快，军统局就把她调回了本部，让她成为了译电科的一员。而当时军统给王庆莲的军衔是准尉，但发的工资却是少尉的工资。值得一提的是，王庆莲之所以能进入军统本部，其实还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她的亲舅舅在军统内部当股长，稍稍微微有点面子；而第二个原因是，王庆莲是浙江江山人。在军统本部工作的大部分特务都是江山人，他们在办公室里也都说江山话，旁人根本听不懂，也更加不容易混进奸细。

译电科的工作，对于王庆莲来说，其实是有些困难的。她只读过六年小学，文化程度比较低，所以哪怕是上面有人，也必须要更加努力。对于其他同事来说，他们只需要一天工作十个小时，可王庆莲往往都会因为完不成任务而被迫进行加班。那会儿，她的主要工作，就是去翻译华南地区的电报，而这些电报往往都和日本人有关系。拿到电报后，王秀莲他们需要先做减法，然后去翻各种密码本，最后才能破译电文。

除了工作时间比较紧张外，军统对女特工的管控也比较严格。如今，很多影视剧中的军统女特工，总是浓妆艳抹，但其实，这种行为在军统内部是绝对不允许的。王秀莲进入军统工作时，也不过是年仅十五岁的小姑娘，天生就对化妆有好感。但在明确的规定下，她也不敢冒犯，就只能天天涂口红，穿更加合身的旗袍。结果没几天，军统的通告栏处，就张贴了对她的处分，并明确提出：“女同志不准抹胭脂涂口红！”看到这个告示的时候，王庆莲吓坏了，她以为自己会被送进渣滓洞，毕竟，军统对自己人也非常恨，但幸好最后只记了一次大过处分。

不过，虽然军统内部管理得很严，但只要是国民党的系统机关，就一定会有纵情享乐的空间。在军统工作的特务，每个星期都有半天的休息时间，所以大家都会趁休息时间寻欢作乐。年纪尚小的王庆莲还相对收敛一点，她总是会在自己休息的半天时间里，跑到电影厅里看电影，什么进口的美国片，或者是时兴的本土片，她都看过。也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王庆莲还认识了当时的电影明星王豪，并和他一起学会了交谊舞。

在译电科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王庆莲一共换了两任领导，一任戴笠，一任毛人凤。在王庆莲的印象中，戴笠是一个很神气，但非常讲究仪表的人。他从来不让军统特务们叫他戴局长，只能叫他戴老板。如果他在重庆，他每周一都会到本部做报告，做完报告后，还会和所有特务们一起到饭堂吃饭，彰显他的亲民。不过，在王庆莲的眼中，毛人凤才是真正随和的人。

因为家里比较困难，所以王庆莲有的时候，总是需要提前支取工资，但毛人凤从来都不为难她，会直接给她批条子。有一次，王庆莲在聚会上喝醉了，毛人凤还专门指示司机，把她安全地送回了家。抗战胜利后，王庆莲在1946年，以照顾母亲的理由，请了长假准备离开军统。结果毛人凤看到假条，问清原因后，也没有为难她，很爽快地让她回到了自己的家。

可以说，王庆莲在军统里，满打满算，也就干了三年多。用王庆莲的话来说，她虽然顶着一个特务的名号，但她没有开过一枪，也没有害过一个人，只是把译电当成了一份赚钱的工作来做。

但可惜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王庆莲还是遭了殃。她和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几乎在同一时间被调到了农村进行劳动。王庆莲回忆起那段往事时，淡淡地说道：“那个时候，身体上的苦其实都没什么，最难熬的是精神上的苦。”那个时候，她和自己的丈夫、儿子相隔不到百米，却始终不能相见。但她勇敢地熬过了那段苦难，直到1981年洗刷了冤屈。

而到那个时候，她已经在乡下劳作23年了。后来，她只工作了八年，就从原单位拿到了退休金。不过，由于那段时间的经历太过苦闷，再加上洗刷冤屈后，她已经是孑然一身，所以她有了抽烟的习惯。在一个人的漫长一天里，她总是会默默地抽掉半包烟。但饱经风霜的她，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却表现得更加风轻云淡，她总是说那些痛苦都过去了，如今的她，最感谢的，还是养了她31年的国家。

其实，王庆莲的身份是极其特殊的，她虽然挂着军统特务的名号，但其实一天的特务行径都没有干过。虽然曾因为身份遭受过质疑和磨难，但她最终还是扛了过来，迈向了新的生活。

有意思的是，在王庆莲接受采访后一年，有关部门就联系到了她，并为她以及她的两位同僚举行了一场特殊的“特务见面会”，其余两人分别是戴以谦和祝仁波。

戴以谦身份很特殊，他之所以在军统当过特殊，是因为他的叔公就是戴笠。在军统的时候，戴以谦充当的就是戴笠的秘书一职，负责处理他的来往信件以及一些文件。抗日战争中，戴以谦还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从日本人的口中套走了不少秘密。不过，随着戴笠死亡，戴以谦也意识到自己无法在军统里立足了，所以直接果断地投奔了傅作义。

后来，解放战争中傅作义率部起义，和平解放了北平，戴以谦也因此成为了起义部队中的一员，成为了有功之臣。新中国成立后，戴以谦试图隐藏自己军统特务的身份，结果没成功，还因谋杀被判处了五年有期徒刑。出狱后的戴以谦，由于身边没有依靠，也没有亲人，所以当地政府就出面，让他住进了养老所，并且每个月都会给他补贴。在这种照顾下，戴以谦的晚年一直就在满足和安稳中不断前进。

有意思的是，这次“特务见面会”，也是戴以谦发起的。当他得知大陆还有两位特务时，就开始走动，并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见到了王庆莲以及祝仁波。

和王秀莲一样，祝仁波也是一个担着军统名，却没有干任何坏事的特务。他当时进入军统，是因为手中掌握着机电技术。而他成为军统特务后，还跟随远征军去过滇缅战场上抗日。解放战争后期，祝仁波没有随国民党人一起退到台湾，反而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上海，想安安静静地度过余生。后来，他还被安排到了农场，专门从事通信技术工作。

可以说，这三人虽然身份不同，但人生境遇似乎都差不多。同样是进入军统，同样是急流勇退，同样是面对磨难仍笑对生活。而2013年，当他们坐到一起聊天时，他们的心中只剩下了满足与祥和。他们聊起了之前在军统的生活，也聊起了自己如今的生活，但说到最后，他们也总会说，很庆幸自己留在了内地，能够在晚年平静地享受生活。聚会结束时，三位乐观的耄耋老人，也亲切地拍了一张照片，作为以后的念想。最终，他们的聚会，就定格在了那一张小小的照片当中。

其实，了解这些特务的人生，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和影视剧中的嚣张跋扈的特务差太多了。或许，这种模样，才是大多数特务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