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指挥：公元前三千纪西亚外交初探

作者：袁指挥

来源：“外国问题研究”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外国问题研究》2022年第1期

迄公元前2000年两河流域地图（图源：《世界历史地图集》）

在古代西亚，诞生了人类有文字记录以来最早的外交关系。从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来看，到公元前2600年，在巴比伦尼亚的城邦争霸中，已经发展出来较为发达的外交关系，而在两河流域北部、叙利亚地区，发展出来公元前3千纪最为发达的外交关系，学界称之为“埃博拉时代”（公元前24世纪）。

学界对公元前3千纪的西亚外交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阿尔基的《埃博拉及其档案：文献、历史和社会》的第1、2章对埃博拉的外交进行了较为合理的重建与描述。阿特曼的《追溯国际法的最早的历史：古代近东（公元前2500—前330年）》，主要从国际法演变的角度研究古代近东外交，该书前两章对公元前3千纪的西亚的战争、条约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库珀的文章《公元前3千纪的国际法》，从国际体系、条约、国际习惯法三个方面对公元前3千纪西亚外交作了提纲挈领式的分析。尽管学界的相关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尚未从外交实务、外交制度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且对于公元前3千纪的西亚外交对后世的影响，尚未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本文拟从这两个层面进行一些探讨。

一、公元前3千纪的西亚的外交关系

在苏美尔城邦时代，巴比伦尼亚出现了列国争霸的局面，各国之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外交活动。公元前2600年之前，基什称霸，其势力抵达阿达波，此处出土物品上的铭文写道：“基什王美西林，在萨尔神庙（E-SAR）举行了burg 仪式（这是一种献祭仪式）”，“基什王美西林，宁胡尔萨格的爱子，进献了这只碗”。基什的势力也可能扩展到更靠南的吉尔苏，此处出土物品上铭文写道：“基什王美西林，宁吉尔苏神庙的建造者，为宁吉尔苏神制造了这个权标头”，“卢伽尔那米尔苏姆是基什王”。在拉伽什与温马争霸中，基什王美西林作为霸主裁决了两国的纠纷，划定了两国的疆界，拉伽什王埃阿那图姆、恩台美那时代的文献中对此有着这样的描述：“美西林已经把（界）碑立在那里”“埃阿那图姆没有越过美西林立（界）碑的地方”“在美西林立（界）碑的地方”“基什王美西林，在伊斯塔兰神的命令下，用绳子丈量了田地，并在那里立起了纪念物”“恢复了美西林的纪念物”。从这些记载来看，在苏美尔城邦称霸中很可能形成了霸主裁决国际争端的惯例。从法拉（古代的舒鲁帕克）出土的文献表明，约公元前2550年左右，巴比伦尼亚中部和南部的6个城市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对于这个联盟与强国基什的关系，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有学者提出这样的推测：它有可能与基什结盟，也有可能臣服于基什。由上可知，在苏美尔地区的城邦争霸中，各邦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外交活动。

在阿卡德王国建立之前，基什主导着巴比伦尼亚北部地区政治的发展，在巴比伦尼亚南部，则形成了拉伽什、温马与乌鲁克-乌尔联盟三大政治势力。其中，拉伽什与温马发生了旷日持久的领土纠纷，在埃阿那图姆统治时代，拉伽什打败了温马，迫使温马王以发誓的方式保证温马不再侵犯拉伽什。值得注意的是，温马王6次以不同神明的名义起誓，其誓言的末尾为违约行为的诅咒。尽管埃阿那图姆的铭文记载了温马王发誓的情况，并未提及两国签订条约，但是温马王发誓部分的行文方式，与后世的条约有诸多相似之处，由此猜测两国签订了某种条约，可能已经确立起了条约解决外交纠纷的惯例。及至阿卡德、乌尔第三王朝时代，随着资料的增加，学界对于古代两河流域的外交的了解更加深入。在阿卡德时代，经过几代君主的对外扩张，阿卡德王国控制了埃兰。为了保证埃兰忠于阿卡德，阿卡德王那拉姆辛与埃兰的一个君主签订了条约（以下简称那拉姆辛条约）。从残留的条约来看，除了开头的证人外，后面为7次起誓的誓言以及条约的具体条款，这种做法与温马王的起誓相似，由此判定这是一个具有鲜明苏美尔风格的条约；从誓言部分来看，埃兰君主对那拉姆辛单方面起誓，这与温马王的起誓亦相似，由此可以确定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或臣服条约。

在幼发拉底河中游、上游地区以及北叙利亚地区，埃博拉与马里因争夺商路控制权，爆发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争。根据安那达干书信（The Enna-Dagan Letter）以及马里国王的铭文，马里的国王阿努布、萨乌鲁姆、伊什图普沙尔、伊布鲁尔伊利、安那达干推行对外扩张政策，与埃博拉争夺从卡赫米什到埃马尔之间的幼发拉底河两岸地区。面对马里咄咄逼人的态势，埃博拉不得不称臣纳贡以暂避其锋芒，与此同时，不甘示弱的埃博拉，利用幼发拉底河地区的阿巴萨尔被马里严重削弱之机，强迫阿巴萨尔与埃博拉签订了臣服条约（以下简称为阿巴沙尔条约），不费吹灰之力掌控了阿巴萨尔所在地区的贸易。此后，埃博拉积蓄力量，逐步兴盛起来，最终，它的势力抵达了阿勒颇，以及叙利亚和土耳其交界地区（卡赫美什和安提柯平原），幼发拉底河左岸地区的国家布尔曼与卡博卢尔、巴里赫河流域的哈兰、叙利亚与土耳其边界地区的萨那普朱古姆与古达达努姆，都承认了埃博拉的霸权。尽管如此，马里仍然是埃博拉的头号敌人，可能出于制衡马里的目的，埃博拉与哈布尔河流域的强国那伽尔、底格里斯河左岸的域外之地哈马兹建立起了友好关系。随着埃博拉实力的增强，埃博拉采取了摆脱马里奴役的措施：第一，停止向马里纳贡；第二，利用马里参与两河流域的乌鲁克反对基什的战争而无暇顾及的有利时机，迫使马里与它签订了平等条约，最终两国在银版条约上“写下了埃博拉王与马里王在库拉神庙中发下的誓言”。

此后，埃博拉利用与马里实现和平的机会而大肆扩张，在埃博里姆担任埃博拉宰相的前3年，主要对北方地区用兵，接着对南部多次用兵。对北方、南方战争的胜利，使得埃博拉的实力大增，它的势力范围从北部的哈苏瓦延伸到南部的哈马地区，大约有20多个城邦承认埃博拉的霸权，而北边最重要的国家阿尔米不得不与埃博拉签订了条约。在埃博里姆任相第13年的一次战争中，有15个国家参与出兵，埃博拉的霸权由此可见一斑。强盛的埃博拉开始大举进军幼发拉底河流域，马里王赫达向幼发拉底河上游台尔卡进军迎战，马里王在战场上受伤，马里战败。但因为阿尔米攻击了埃博拉的姻亲之国哈兰，埃博拉不得不放弃对马里的围攻。与马里交恶的同时，埃博拉寻求域外盟友的支持。埃博拉强化了与那伽尔的联盟关系，把公主塔格里斯达穆嫁给了那伽尔王子乌尔图姆胡胡，同时，将公主凯什杜特嫁给了两河流域强国基什的一个王子，宰相埃比兹凯尔出访那伽尔和基什。在埃博拉强盛时期，通过比布鲁斯与埃及建立起间接的商贸关系，这一点被雕刻有第4王朝法老哈夫拉、第6王朝法老帕辟一世名字的石头器皿所证实。

在哈布尔河流域的乌尔凯什，同样也孕育出了丰富的外交关系。乌尔凯什位于东西、南北商路的交汇点上，扼守着两河流域平原地带与山区地带贸易之要冲，因金属贸易而得以兴旺发达。至少从公元前2300年左右开始，乌尔凯什与两河流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出土的封印上，出现了一位名为乌克尼图的女子，从名字看这是一位阿卡德女子，她有“乌克尼图，女主人”“乌克尼图，图普凯什的妻子”的头衔，学界推测她可能是来自阿卡德的公主。如果说这位公主的身份存疑的话，那么另外一位阿卡德公主的身份则较为可靠。在乌尔凯什，发现了阿卡德王那拉姆辛的女儿塔拉姆阿卡德的印章以及一位阿卡德王国官员的印章，其中塔拉姆阿卡德的印章写道：“那拉姆辛，阿卡德国王，他的女儿塔拉姆阿卡德。”对于这位公主的身份，乌尔凯什的发掘者布切拉蒂夫妇认为，很可能是乌尔凯什的王后。尽管关于乌尔凯什的外交资料存世较少，但不难看出，乌尔凯什在公元前3千纪西亚外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公元前3千纪西亚的外交惯例

理论上讲，人类很早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这其中就包括外交关系。但是，古代西亚把外交状况记录下来却是比较晚的。通过探讨遗留下来的资料，可以管窥公元前3千纪西亚外交惯例的大体状况。

在公元前3千纪，西亚地区就开始用兄弟关系（苏美尔语为nam- e ，阿卡德语为at ūtum）模式来定位彼此的友好关系。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早在公元前26世纪，巴比伦尼亚的城邦已经使用兄弟关系来指代彼此的和平、友好的关系，拉伽什国王恩台美那的铭文宣称“拉伽什王恩台美那与乌鲁克王卢伽尔凯基奈杜杜建立了兄弟关系”，显然此处的“兄弟关系”指的是两国结束了边界纠纷、建立起来友好的外交关系。在埃博拉的高官伊布布写给哈马兹国王的使节的书信中有这样的话：“我是你的兄弟，你是我的兄弟”，“埃博拉国王伊尔卡博达穆是哈马兹国王孜孜的兄弟，哈马兹国王孜孜是埃博拉国王伊尔卡博达穆的兄弟。”当然，不管是国王之间的兄弟关系，还是官员之间的称兄道弟，都是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的隐喻。建立起友好关系的国家之间，事实上结成某种同盟关系，其内涵在那拉姆辛条约中再清楚不过了：“那拉姆辛的敌人是我的敌人，那拉姆辛的朋友是我的朋友”。

在西亚各国的外交实践中，往往通过联姻的方式巩固彼此关系。如前文所述，那拉姆辛将女儿嫁到乌尔凯什，从而确立了彼此的同盟关系。根据埃博拉出土的文献，不但埃博拉国王迎娶了其他国家的公主，而且埃博拉国王也把公主嫁给其他国家，如埃博拉王把公主嫁给了埃马尔、卢姆南、布尔曼（位于幼发拉底河流域）、哈兰（位于巴里赫河流域）、基什等国的国王，也把公主嫁给了那伽尔的王子。到了乌尔第三王朝时代，乌尔国王舒尔吉迎娶了马里公主塔兰乌兰、埃什嫩那的贵族女子舒尔吉西姆提，舒辛迎娶了尼尼微公主提阿马特巴什提，乌尔的国王也将公主嫁给周边的国家，如舒尔吉、舒辛把公主嫁给埃兰地区的强大的国王，舒辛把公主嫁到底格里斯河中上游地区的国家西马农。

在各国关系中彼此交恶也是常态。一旦彼此关系破裂，常常就会兵戎相见。一般而言，彼此征伐的敌对方，在战争爆发之前会有个宣战的程序。关于公元前3千纪的西亚的宣战，在文献中记载得并不多。在出土于吉尔苏的一篇破损的文献中提到了拉伽什对温马的宣战：“他派使节去……‘这里声明的是你的城市将会被彻底摧毁！投降吧！这里声明的是温马将被彻底摧毁！投降吧！’”

与现代国家一样，战场上较量的敌对双方，最终会坐在谈判桌前进行博弈，一般而言，战争中失败的一方要向胜利的一方求和，彼此之间签订条约来确认战争的结果。虽然拉伽什与温马的条约没有保存下来，鹫碑上记载的温马国王的举誓，可能是对温马与拉伽什签订条约或批准条约的记载。除了战争的结果需要条约确认外，两国的友好关系也要通过条约进行确认，那拉姆辛条约就是对阿卡德与埃兰的某个国家友好关系的确认。外交条约的签订兹事体大，通常要经过一定的仪式，以彰显条约的庄严性、严肃性。在缔约仪式上，一般要举行涂油礼和礼物交换仪式，鹫碑上描述了向众神发誓、涂油礼、放飞鸟的仪式，而埃博拉文献也提到了油的使用，这可能指的是某种涂油礼。礼物交换成为批准盟约必不可少的内容，在一封书信中，埃博拉国王要求哈马兹国王提供一种马科动物做礼物，以交换他曾经给予哈马兹国王的礼物。

除了确认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外，条约还会对两国关心的问题做出安排，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关于侨民保护与打击逃亡者。在古代西亚，侨民主要指的是那些跨境经商的商人，由于商人携带大量物资，因此，往往成为不法分子抢劫的对象。在外交活动中，各国负有保护商人的责任，在阿巴沙尔条约中，明确规定了保护商人的条款：“关于埃博拉的商人，阿巴沙尔应该让他们安全返回。关于阿巴沙尔的商人，埃博拉将会让他们安全返回。”各国非常重视打击逃亡人员的行为，在埃博拉与阿巴沙尔的条约中明确规定了打击逃亡者的条款：“倘若来自阿巴沙尔边界的人试图成为埃博拉的子民，倘若这个来自阿巴沙尔边界的人是阿巴沙尔的子民，那么应该处死他。如果来自埃博拉边界的人企图成为阿巴沙尔的子民，倘若这个来自埃博拉边界的人是埃博拉的子民，那么应该处死他。”在那拉姆辛条约中，也有着相似的规定。

在公元前3千纪的外交实践中，古代西亚形成了领土纠纷的条约解决机制。理论上讲，国家的边界是不可侵犯的，但是发生边界冲突后，可以通过条约来调整并加以解决。拉伽什与温马的边界纠纷由来已久，拉伽什王埃阿那图姆打败了温马，战后两国签订了条约来解决边界问题，温马王承诺道：“我不会越过宁吉尔苏的疆界。我不会改变水道和水渠。我不会拔出界石。”阿巴沙尔条约规定了埃博拉和阿巴沙尔的势力范围，规定哪些城市属于埃博拉，哪些城市属于阿巴沙尔。另外，如前文所述，霸主也可以裁决边界纠纷，基什王美西林曾经以霸主身份，调解了拉伽什与温马的边界纠纷，划定了两国的疆界。

不管是战争后的斡旋，还是平日的交往，各国之间依靠使节来协调彼此关系。一般而言，使节出入各国宫廷，携带着本邦君主送给友邦君主的外交礼物。对于使节的一些权益，往往通过不成文的外交惯例或彼此签订的外交条约予以保证，出访国的君主应该及时接见来访国的使节，并且要给予使节行动的自由。对于使节出使期限，阿巴沙尔条约中有所暗示：“出行的使节（或商旅）能停留20天，他们以出行携带的给养为食；但是如果想让他们多停留一些日子，那么，你就要给他们提供额外的给养。”由此可以看出，使节在出使国访问的期限可能为20日，并且自己承担吃喝用度的花费。

三、公元前3千纪西亚的外交传统

就现存的资料来看，公元前3千纪的西亚外交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了。把此时的外交并与后世的西亚甚至近东外交进行对比，会得出这样一个论断：公元前3千纪的西亚外交举足轻重，称之为古代近东外交的“轴心期”也不为过，此时的外交奠定了古代近东外交的传统与基调。

公元前3千纪的西亚外交，创造出了一种外交关系的模式——家庭关系模式，即借用家庭关系模式来建构国家之间的关系，即家庭-外交模式。正如前文所言，此时西亚用“兄弟关系”一词，来表述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公元前3千纪西亚所开创的“兄弟关系”模式，奠定了公元前2千纪古代近东外交模式的基础。在“兄弟关系”的基础上，公元前2千纪上半期发展出来“父子关系”“主仆关系”，到了公元前2千纪下半期，则发展出来全方位的家庭-外交关系，君主之间互称“兄弟”，王后之间互称“姐妹”，王子称呼友邦国王为“父亲”，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结成“主仆关系”，友邦同等级的官员之间互称为“兄弟”。由此可见，开创于公元前3千纪以家庭关系为模型塑造外交关系的手法，到了公元前2千纪得以全面发展，成为古代近东的传统的外交模式。

古代西亚的家庭-外交模式的出现，与西亚地区的社会状况是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古代近东的家庭一般为大家族，家族中有家长、子女以及奴隶。在这样的家庭中，家长具有绝对权威，在对外交往中，家长代表整个家庭。在国家中，国王就是全体臣民的家长。从人类的亲属术语的功能来讲，亲属术语的亲密性功能，能够转义或投射到社会集团非血缘成员之间的友好关系上，从而能赋予这些非血缘成员之间关系以新生命、新价值。在外交关系中，通过使用亲属术语，建构起外交关系的意向、隐喻，从而为各国间的外交关系赋予了一种伦理、血缘意义。

公元前3千纪的西亚外交，特别注重缔约方的举誓，从而形成了古代西亚重誓言的外交传统。在鹫碑的铭文中，提及了温马王对拉伽什王埃阿那图姆的6次举誓。在举誓中，每次都是拉伽什王埃阿那图姆迫使温马王发誓（nam e-na-ta-ku5），温马王按照拉伽什的要求向埃阿那图姆“发誓”（nam mu-na-ku5-de6）。那拉姆辛条约中，记载了埃兰王对那拉姆辛的7次发誓，每次发誓开头都如此写道：“国王对诸神发下了誓言”（na-bí-ip gi-ri-ip zu-ki-ip）。以上两篇文献所提及的缔约方（臣服者）这么多次的举誓令人印象深刻，这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古代西亚对誓言的重视。此外，可能出于确保缔约的严肃性、庄重性的目的，缔约双方一般要在神庙中签订条约，其间缔约双方要向神明发誓，这一点可以从埃博拉文献得到证实，在银版条约上“写下了埃博拉王与马里王在库拉（Kura）神庙中发下的誓言”。

这种重视誓言的传统影响了后世的条约术语。在公元前2千纪中叶，条约的标准的术语为riksu / rikistu / rikiltu u māmītu（复数为riksāte u māmīte），这本身是一个词组，分别由riksu与māmītu组成，riksu的本义为“带子、绳子”，这里引申为“义务、约束”之意，而māmītu本意为“誓言”，这个组合词可以直译为“约束与誓言”。同样，在赫梯语中将条约称呼为is iul lingais，意思为“约束”与“誓言”。在希伯来语中，也用相似的组合词bryt w’lh（约束与誓言）称呼条约。无独有偶，在古希腊语中，也将条约称为horkos kai synthēkē，其中horkos意思为“誓言”，synthēkē本义为“固定在一起”，引申为“契约、条约”，意思正好与古代近东的相同。有学者认为“希腊显然从东方借用了条约术语”。

公元前3千纪西亚的外交，已经形成了神圣裁判思想的雏形。从文献来看，此时主要依靠条约中记载的誓言以及诅咒来保证神明对违约者进行惩罚。在记载拉伽什与温马的条约的鹫碑上，就提到温马王6次以苏美尔各种神灵的名义起誓，每次起誓后都伴随着背约后的诅咒。在那拉姆辛条约中，首先是呼吁众神来倾听缔约者的话，接着描述了埃兰王7次单方面起誓，之后记载了对背约行为的诅咒。而在阿巴沙尔条约中，虽然没有发誓的条款，但是有诅咒的条款。从这些最早的条约或条约记载来看，在西亚形成了以那拉姆辛条约与埃博拉条约为代表的两个不同的条约传统。前者代表两河流域南部的传统，重视缔约方的誓言，条约的开头详细列出神明来证明缔约方的誓言，往往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后者代表了北叙利亚的传统，在条约结尾写上诅咒套话来确保缔约方履行条约，主要以第三人称进行叙述，在某些地方会变成第二人称，第一次人称叙述较为罕见。

公元前3千纪西亚开创的神圣裁判外交惯例，到了公元前2千纪上半期，在西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外交实践中变得更加重要。埃卡拉图王朝的国王伊什美达干一世写给兄弟的信中说“让我们以众神的名气起誓”，这里的“起誓”事实上指的就是缔结条约。在马里时代，因发誓在批准条约的仪式中占据重要地位，从而把写有条约的大泥板也称为“众神生命之泥板”（tuppu n il ni）。而在条约的各项条款的协商中，往往把草约称呼为小泥板，缔约双方一旦认可小泥板的内容，就要举行触喉仪式。依据文献记载，在触喉仪式中，巴比伦王汉谟拉比把手举起来朝向沙马什神像，这样就使得神见证了这个仪式，暗示着缔约方发誓以生命来维护条约。有学者认为，触喉这个动作，是对背约行为的象征性诅咒。在公元前2千纪后半期的条约中，将神明名单挪到诅咒套语前面，这样就形成了神灵名单、诅咒、保佑的套语结构，省去了命令发誓的做法，这并不意味着缔约方不需要发誓：一则因为在条约的条款部分提到誓言；二则因为作证的神明被称为“誓言的众神”。这些表明缔约方旨在按照条约来约束自己的意愿，而誓言则把双方关系置于诸神神圣裁决之下。

从公元前3千纪的西亚外交的发展历程来看，苏美尔地区、北叙利亚地区的外交活动最为丰富多彩，是这个千年西亚外交的顶峰。不管是苏美尔地区，还是北叙利亚地区，活跃的外交活动都出现在邦国并立的时代，当两河流域进入地域王国时代后，这种活跃的外交基本上消失了。从某种程度上讲，多国并立是活跃的外交得以出现的前提条件，而统一的王国对于外交具有某种抑制作用，尽管在地域王国时代还存在某些外交活动，但主要体现为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统治或怀柔，本质上则是一种帝国的霸权体系。总体上看，公元前3千纪的西亚外交实践及由此形成的外交惯例，对后世西亚乃至整个近东的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袁指挥，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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