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通缉令”都是缉拿罪犯的重要手段，通过发布有关罪犯外形面貌衣着等信息，可以有效压缩罪犯的活动空间，迫使他们在公众视野的监视下露出马脚，落入法网。

古代通缉令画像

现如今的通缉令大都依靠摄影技术原汁原味地还原罪犯外观体态，但是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并不具备这种技术。所以我们在许多古装影视剧里，常常看见手绘版的通缉令，这些手绘画像大多简单丑陋，让人很难与现实生活中的人联想在一起。

然而，古代官员偏偏就是靠着这些抽象的通缉令画像抓到逃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古代通缉令的弊端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代通缉令所存在的一些弊端。

通缉令画像

时效性差。

由于传播技术的限制，古代“通缉令”往往需要手工绘画，然而手工绘画是一件十分耗费时间的活动。同时，在那个印刷术还未普及的年代，想要短时间内纯凭手工绘画写字制造出多张宣发通缉令，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等到完成这一系列通缉令制作工程，犯人可能早已改头换面、逃之夭夭了。

通缉令

不易于理解传播。

古代文化普及率低，读书认字基本上都是富贵人家的专利，市井里能识字、有文化的人可并不多。所以面对张贴的通缉令，其实很多人都看不懂上面写的什么东西。

虽然官府衙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会派人在现场对通缉令进行口头解释，但是这个传播效率也着实有点低下，而且人们口口相传之下，也难免会发生误传的现象，造成信息错乱或损失。

官府衙门

画像不准确

值得注意的是，通缉令上出现画像是自唐朝时期才开始的。据史料文物记载，古代早期的通缉令受制于书写材料等多方面的限制，在唐代以前大多仅采取文字描述的方式来进行。

然而，即便是开始使用图像绘画的唐代，想要请到一位画功合格的画师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彼时会认字读书的人本就不多，会画画的更是凤毛麟角的稀罕人物，那些优秀的画师也不屑于给民间的衙门官府画罪犯，而是为王公贵族们服务。

所以，民间通缉令的画像，其画技往往惨不忍睹，比起画，它们其实更像是一副涂鸦，可谓是简单丑陋至极。那么，古代通缉令有那么多弊端，官府衙门是如何依靠它们抓捕犯人的呢？画像其实不是重点。

古代通缉令凭什么能抓到逃犯？

古代通缉令虽然弊端显著，但也不是毫无用处，否则也不会一直沿用这么久。值得注意的是，古代通缉令依据信息抓捕犯人的重点，并不是那些丑陋简单的涂鸦画像，而是通过通缉令上对其形态外貌、籍贯衣着等显著信息缩小排查范围进行抓捕的。

交通闭塞逃窜范围受限

古代通缉令时效性差，却并不意味着古代逃犯的逃窜速度就不受交通和传播媒介的限制。由于交通落后，逃犯的逃窜速度通常都很慢，甚至比通缉令的传播速度都还慢。再加上官府衙门可以通过骑马进行加速，逃犯却不一定有这个条件，大多都只能靠两条腿刨着走，其逃窜范围必定会进一步缩小。

官府衙门依据告示抓逃犯

身份盘查步步维艰

就算逃犯暂时躲过了衙门的追捕，试图来到异乡，其身份盘查也会是一个大问题。在古代，为了方便户籍管理，进出城镇关卡都需要官府开具的身份证明和类似于护照的路引门券。

古代最早的身份证诞生于商鞅时期，名为“照身帖”，经过历朝历代的完善，这一“照身帖”的内容制度也愈发详尽，没有“照身帖”，几乎哪儿也去不了。

照身帖

多数情况下，没有被抓捕过的逃犯或许会有身份证明，但是很难有路引门券，因为路引门券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上面会写着抵达目的地的有效时间，一旦超过这个期限，它就会失去效应。因此，路引门券往往需要出发之前去官府临时办理，然而逃犯进官府，就与自投罗网没什么区别。

所以，普通的逃犯往往是不可能获得门券路引的，然而光凭一个身份证明，把关人员不但不会对其放行，反而还会对其进行严厉的审讯，列为潜在嫌犯一行进行关押遣送，如果此时恰逢通缉令送到，经过一番信息核对，逃犯往往也会落入法网。

古代的身份证明物

如果是被抓捕后逃出狱的逃犯，那自然更是寸步难行，因为他们自入狱开始，身份证明就会被悉数没收，更别提获得什么路引门券了。不过也不乏有一些高智商逃犯，通过伪造或提前准备等手段蒙混过关，一路外逃，不过在某些朝代的“宵禁”制度下，他们也一样会露出马脚。

宵禁制度

古代的宵禁制度在明清时期十分盛行，所谓宵禁就是指禁止夜间活动，以维持社会治安。尤其是在战乱或灾难横行的年代，宵禁这一特殊治理措施就时常被搬上台来。

在施行宵禁制度时，如果逃犯在异乡没有找到可以收留他的人家，一到夜晚，他将流窜街头，变成巡卫衙门眼里的活靶子。再加之古代交通消息闭塞，人口稀少、流动范围小，这导致许多地方的本地居民大多都知根知底，很少会出现面生的人。

彼时，一旦作为逃犯的陌生人出现在当地，就立即会引起当地人的关注和警惕，在排外思想的影响下，他们大多不愿意对这些面目可疑的逃犯进行收留。如果此时恰好通缉令送到，这些逃犯甚至还会吸引当地民众的举报和官差的盘查。

连坐制度和赏金制度

这个时候，即便逃犯在当地有亲戚投奔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古代针对重大逃犯还有赏金制度和连坐制度，一旦包庇藏犯不但自己将面临十分严酷的刑罚，就连家人也会被连累。所以在连坐制度的恐吓下，人人自危、人人自保，亲戚朋友大多都不敢冒着生命危险来包庇一个逃犯。

更何况，在严酷刑罚的“威逼”之下，官府衙门在抓捕一些罪大恶极的逃犯之时，往往还会利用“利诱”的方式，实行赏金制度。这一点往往也会被写入通缉令之中，例如《续资治通鉴》之中就有记载这么一段通缉令：“诏天下能告杀人者，赏钱五万。”

五万钱，可不是什么小数目，放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这五万钱甚至能直接实现阶层升跃，一辈子吃喝不愁。

通缉令悬赏捉拿逃犯

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捉贼虽然是门技术活，但是举报可疑人员、提供有利线索却不是一件难事。在这样的重赏之下，许多人都会积极根据通缉令上的信息画像主动举报身边的可疑人员来换取赏金，而这也大大增加了官府衙门的摸排范围和效率。

不过这种“威逼利诱”的严苛制度所存在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官府衙门的不作为和民间人士对于利益的不正当追逐，都有可能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是在刑侦技术落后的封建古代，人命低贱、人权得不到保障，为了达到目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也是常有的事情。

官府衙门捕快抓捕犯人

还好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法律的完善，如今通过通缉令抓捕逃犯不再是一件“抽象”的事情，在日趋完善的刑侦技术和无处不在的监控网络覆盖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逃犯终究会落入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