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 曹操在军阀混战中，势力逐渐增强，并且控制了东汉朝廷，为曹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曹操受封魏公时，治所在东汉时期 魏郡 所在地的邺，因此汉献帝封他为"魏公"、"魏王"，因此国号为"魏"。延康元年(220年)，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正式取代汉王朝，建立曹魏，定都洛阳，至咸熙 二年(265年)， 司马炎篡魏，改国号为晋，曹魏灭亡。

自公元190年起兵讨董，到公元217年在汉中抵挡刘备入侵，曹操戎马27年，时间远超汉高祖刘邦（7年）、唐太宗李世民（4年）、明太祖朱元璋（12年）等以武开国的君主。然而，仅仅十九年，曹魏政权就被野心勃勃的权臣司马懿，在一场无惊无险的政变后给篡夺了。

尽管曹操被视为雄才大略，但曹魏篡汉却有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

曹丕以臣子的身份，通过实力窃取汉室皇位，本身就缺乏足够说服力，更缺乏政治神圣性。曹丕威逼汉献帝篡位升坛之后，曾叹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这句话本身就意味着皇帝的权力已经失去了汉代以来的神圣光泽，变成了有任何实力者可以攫取的寻常之物。因此，曹魏的皇权从一开始就缺乏周朝的天子权、汉朝所具有的神性道义，它只是一个建立在实力之上的王朝——这也表明，任何有实力的政客，都可以觊觎最高皇权。因此，曹魏的皇权，从一开始就缺乏观念的保障。

同时，曹丕吸取汉朝的弊病，为了防止宦官、外戚和宗王败坏朝政，威胁皇帝权力，下令严禁皇帝身边的宦官、皇帝的母族和妻族、皇帝近亲涉足权力——这使得曹魏皇帝陷入了孤危之境。

为了避免宦官干政，曹丕要求“ 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三国志 · 魏志 · 文帝纪》）,不准皇帝身边的宦官参与国事，这固然杜绝了宦官干政，但也实际上剥夺了后代皇帝，通过任命身边可信之宦官巩固皇权的可能；

为了避免皇帝母族、妻族干政，曹丕要求（九月甲午，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三国志 · 魏志 · 文帝纪》）。这固然杜绝了外戚掌权，但也使得后代皇帝无法任用自己相对可靠的母族、妻族，来夯实自己的权力；

为了避免皇帝近亲威胁皇权，曹丕不但削弱了诸王封国的治权（寄地空名，而无其实）和兵权（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而且限制王室成员出行（邻国无会同之志。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这使得曹魏皇家最重要的政治根基诸侯王，处于完全无权、无兵的尴尬处境。一旦皇权有难，曹魏诸王就只能俯首待死了。

因此，曹丕的政策，实际上将曹魏皇帝变成了近侍不可用，母族、亲族不可用，兄弟无所依托的真正孤家寡人。以魏帝曹芳为例，他的岳父张缉虽有才干非常，却因为女儿嫁给皇帝而被免去了实权，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女婿被司马师架空而无能为力，最后被迫发动政变，试图挽救曹芳，但也终因实力悬殊而一败涂地：至于高贵乡公曹髦，则因为其身边的近侍无法参与政事而耳目全无，最后变成了被司马家掌控在鸟笼里面的金丝雀；而王室诸侯的影响力甚至还不如平常富家翁，完全无法与世家大族相匹敌，魏明帝曹叡曾经想召叔父燕王曹宇辅政，最后也因曹丕遗照“藩王不得辅政”而被迫作罢。

更为糟糕的是，东汉末年以来的举荐成风，以及曹丕推动的“九品中正”制，更让使得世家大族们可以轻松通过门阀相互举荐亲信，获得远超过皇帝亲族的政治能量。譬如司马家族兄弟八人，各个精明强干，在当时有“八达”之称，其中司马朗、司马孚、司马懿位高权重，身居要冲，其政治基础并不逊于孤弱无助的曹魏皇帝。

因此，当司马懿通过一场不流血政变控制朝政之后，无论是曹魏合法的皇帝曹芳（被废时22岁），还是合法的皇太后郭氏（司马师要求废掉曹芳，郭太后不悦，但无力阻止），都没有能力做出一丝一毫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