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春天的一天，魏国公徐达惊出一身冷汗，因为他得到消息，有人要暗中谋杀自己。

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徐达作为明朝开国第一名将，在诛陈友谅、灭张士诚和北伐元朝的过程杀人无数，仇人自然很多。然而，这一次打算刺杀徐达之人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当朝丞相胡惟庸。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三》记载：

魏国公徐达深嫉其奸邪，常从容言于上，惟庸衔之。达有阍者福寿，惟庸阴诱致为已用，为福寿所发。

原来，徐达在朝中德高望重，看不上胡惟庸这种奸邪小人，常常在朱元璋面前打胡惟庸的小报告，胡惟庸因此恨上了徐达。徐达麾下有一位看门人名叫福寿，胡惟庸便设计暗中和福寿结交。起初，福寿把胡惟庸当做朋友，直到有一天，胡惟庸劝他帮自己刺杀徐达，福寿才知道胡惟庸用心之险恶，于是将胡惟庸的计划告诉徐达。徐达得到福寿的告密，不禁一阵后怕，从此对府中下属严加管教，处处防备胡惟庸。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丞相，胡惟庸在明朝的知名度很高，他所引发的“胡惟庸案”是“洪武四大案”之首，同时也拉开了朱元璋屠戮功臣的序幕。胡惟庸的结局更是惨烈，他不仅被灭了九族，还连累3万余人为其垫背。

历史上的胡惟庸到底是怎样的人呢？他真的谋逆了吗？他的死到底冤不冤呢？本文，笔者将引用史料，结合分析，带大家认识这位中华最后的宰相。

一、和州遇书生，从龙十年功

《明史·胡惟庸传》记载：

胡惟庸，定远人。归太祖于和州，授元帅府奏差。

胡惟庸是濠州定远人，朱元璋攻打和州时，胡惟庸前来投奔，被朱元璋授予元帅府奏差。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传奇帝王，朱元璋早年疾苦，父母去世后流落江湖，甚至出家。直到红巾军起义爆发，他投奔到濠州红巾军元帅郭子兴麾下，并娶到了郭子兴的义女马氏，此后多次立下大功。但因为郭子兴心胸狭隘，朱元璋最后带着24位部将（淮西二十四将）离开濠州，南下定远，从此开始“自立门户”，史称：南略定远。

也就是说，定远是朱元璋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独立的落脚点，相当于是他的“第一个大本营”。此时，朱元璋身边的心腹都是濠州跟随而来的武将，连个拿得出手的文臣都没有。直到朱元璋从定远攻下滁州，一个人前来投奔，朱元璋身边终于有了文臣。这个人就是李善长。《明史·李善长传》记载：

太祖略地滁阳，善长迎谒。知其为里中长者，礼之，留掌书记。

李善长并没有很高的学识，他最初只是一个“里长”（一里之长，古代最基层的小吏）。笔者此前曾写过一篇关于李善长的长文，我认为，李善长之所以能得朱元璋信任，且位居开国第一文臣，除了他兢兢业业做朱元璋的“萧何”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文臣中跟随朱元璋最早，这在古代，被称为“从龙之功”。

朱元璋最初的进军路线是从定远，攻打滁州，然后攻打和州，再开始渡江。而本文的主人公胡惟庸和朱元璋的相遇，就是在和州。

值得一提的是，在和州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投奔了朱元璋，这个人就是常遇春。

笔者举李善长和常遇春的例子，只是想说明：胡惟庸的才华史书记载很少，但他能够在朱元璋麾下当丞相，和他投奔朱元璋的时间较早有很大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部分野史说李善长是胡惟庸的老师，这在正史中是没有记载的，二人仅仅是老乡而已。而且，胡惟庸后来和李善长的弟弟成为亲家，也可以从侧面否定上述观点。

纵观胡惟庸的履历，会发现，他虽然很早就加入了朱元璋的阵营，但前期他并没有身居要职，朱元璋给他的安排，更像是对他的考察和磨练，《明史·胡惟庸传》记载：

寻转宣使，除宁国主簿，进知县，迁吉安通判，擢湖广佥事。吴元年，召为太常少卿。

胡惟庸最初在朱元璋的元帅府当差，后来被朱元璋任命为宣使，负责巡查定远、滁州各地民情。至正十七年（1357年），在朱元璋渡江攻入皖南之后，胡惟庸先后被任命为宁国县主簿和知县。

胡惟庸在皖南经营了4年左右，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朱元璋麾下大将邓愈攻入江西，拿下洪都（南昌）等地，朱元璋派胡惟庸担任吉安通判，直到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登基的前一年），胡惟庸正式回到南京，担任太常少卿。

纵观胡惟庸前期的仕途生涯，他从1355年投奔朱元璋，到1367年回南京，除了最初的两年外，他有近10年的时间都在地方州县为官。所以笔者认为：作为明朝后来的丞相，胡惟庸毫无疑问是有地方治理才能和经验的，这也是他后来能担任丞相长达7年之久的原因。

换句话说：他是个奸臣，但并非庸臣。

二、洪武四丞相，惟庸后居上

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祭告天地，登基为帝，改元洪武。因此，这一年即为洪武元年。明朝开国时，朱元璋沿袭了宋元的制度，设立中书省左右丞相。当时，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右丞相，李善长为左丞相。如《明史·徐达传》记载：

洪武元年，太祖即帝位，以（徐）达为右丞相。

注意，明朝以左为尊，徐达本就是右丞相，再加上他长年征战在外，中书省实际上是李善长一个人在操持。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丞相和宰相的意义本来是不同的，但是，明朝的“丞相”实际上他和唐宋时期的“宰相”在中书省的职能完全一致，因此后人也叫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为宰相，希望大家明白，这不是有偷换概念。）

与此同时，胡惟庸已经被朱元璋擢升为太常寺卿，主管宗庙礼仪和祭祀，属于正三品。到了洪武三年，李善长已经66岁，半生辛劳，让他实在力不从心。李善长建议中书省要增加年轻的官员，根据李善长的推荐，胡惟庸被调到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

熟悉《宋史》的读者可能都知道，在宋朝，“参知政事”实际上就是副宰相。但到了元朝，中书省有了些许变化，明朝延续了元朝的制度，在元朝和明朝初期，中书省最高长官是左右丞相，然后是平章政事，然后是左右丞，再次是参知政事。

例如，洪武元年，朱元璋就曾封常遇春为“平章政事”，在军务上，常遇春仅位列徐达之下。

由于当时徐达征战在外，常遇春已经病逝，因此，胡惟庸进入中书省的时候，他的顶头上司实际上只有3个人，分别是李善长（左丞相）、汪广洋（左丞）、杨宪（右丞）。

不久后，李善长便申请告老还乡，朱元璋为了丞相人选煞费脑筋，当时，在朱元璋考虑范围内的丞相候选人只有3个人，分别是：杨宪、胡惟庸、汪广洋。为此，朱元璋还特地请教刘基（刘伯温）。

朱元璋问：“李善长要告老还乡了，我想让杨宪接替他，担任丞相，你觉得如何？”

刘基说：“宪有相才，无相器。”意思是说，杨宪虽然有能力，但没有丞相的器量。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何如？”

刘基曰：“此褊浅。”意为汪广洋的见识太过狭隘，不适合做丞相。

朱元璋：“胡惟庸何如？”

刘基：“小犊耳，将偾辕而破犁。”

刘伯温的意思是说：胡惟庸就像是个心高气傲的牛犊，让他来犁地，说不定地没犁好，犁子还被他搞坏。

以上对话出自《明史纪事本末》，不得不说，刘伯温对胡惟庸的评价非常准确：他不仅当不好丞相，还会把明朝搞得更糟！

之后的两个月，杨宪因为太过激进而被朱元璋诛杀，中书省只剩下汪广洋和胡惟庸二人可供选择了。经朱元璋反复权衡，他决定放李善长归乡，让汪广洋来做右丞相，胡惟庸升为左丞。

《明史·汪广洋传》中有记载：

及善长以病去位，遂以广洋为右丞相，参政胡惟庸为左丞。

此时，中书省名义上还有一个大人物，他就是徐达。但是，徐达只占了个名分，并不插手中书省事务，中书省的实际上由汪广洋和胡惟庸把持。

李善长走了，杨宪死了，徐达“有名无实”，挡在胡惟庸前面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汪广洋了。

于是，胡惟庸开始露出他狡黠的一面，他开始筹划，如何成为继李善长、徐达、汪广洋之后的明朝第四位丞相。

三、胡惟庸不庸，右丞相犯奸

汪广洋是一位老实人，但他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能力不足。朱元璋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对丞相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汪广洋的劣势逐渐暴露出来。再加上胡惟庸凡事都表现得异常积极，有时候胡惟庸甚至会越过汪广洋，直接向朱元璋汇报自己对治国理政的看法，这更加让朱元璋觉得，汪广洋遮挡了胡惟庸的才能。于是在洪武六年，朱元璋抓住汪广洋的错处，将汪广洋贬到广东担任行省参政。此后，胡惟庸开始以左丞的身份主持中书省，半年后，胡惟庸正式“转正”，担任右丞相。至此，胡惟庸终于圆了自己的丞相梦。

胡惟庸初为丞相，他的能力到底如何呢？《明史·胡惟庸传》记载：

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

意思是说，朱元璋肯定胡惟庸的才能，对他很信任，而胡惟庸也很努力，他办事小心谨慎，经常顺着朱元璋的意思，因此逐渐成为朱元璋的宠臣。

从历史角度来看，朱元璋虽然有很多缺点，但作为皇帝，他还是比较勤奋和敏锐的。胡惟庸自洪武六年当上丞相，到洪武十三年结束，他能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当丞相近7年之久，可以说，胡惟庸是有丞相之才的。

若胡惟庸是个庸才，他必然会步汪广洋的后尘。别忘了，汪广洋就是因为能力不足才被罢免的。所以，胡惟庸的名字里虽然有个“庸”字，但他并非庸才。

然后，随着胡惟庸丞相生涯的延长，他开始暗地里搞一些小动作。史载：

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

意思是说，朝中有一些生杀废贬的事，胡惟庸有时候不报给朱元璋，自己做了决定。六部呈给中书省的奏折，他看到有说自己和同党坏话的，也私自扣下。如此一来，那些热衷于功名的投机分子，逐渐开始聚拢在胡惟庸门下。尤其是那些犯错被贬的武夫，开始走胡惟庸的门路，各种金银财宝陆续被送到丞相府。

御史陈宁、中丞涂节等朝中大臣，也纷纷投靠胡惟庸门下，成了胡惟庸的死党。（记住涂节这个名字，下面还会提到他，因为他是胡惟庸落马的关键。）

胡惟庸也趁此机会大肆培养党羽，例如，李善长退隐后，被赐予“太师”头衔。他的弟弟李存义任太仆寺丞，胡惟庸便和李存义结为姻亲，把哥哥的女儿嫁给李存义的儿子。

明朝天文学家、翰林院学士吴伯宗曾得罪胡惟庸，胡惟庸便借故将他贬到凤阳，其他受胡惟庸迫害之人，更是多达三十余人。

当时朝中并非没有人发现胡惟庸的奸猾，但胡惟庸身为中书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人敢去招惹他，任凭他指鹿为马。

但朝中也有两个人不怕胡惟庸，例如刘基和徐达。刘基是御史中丞，有弹劾百官之权，徐达虽然已经辞去左丞相职务，但他仍是勋贵中的第一人。于是，二人不断向朱元璋汇报胡惟庸的恶劣行径，这让胡惟庸十分不爽。

洪武八年，刘基生病，胡惟庸带着太医前去给刘基看病送药，刘基喝过药后，腹中就像有石头一样，没多久就死了。《明史·刘基传》云：

（刘）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

刘伯温之死，在明史中是个谜团，但他被胡惟庸谋害的可能性极大。

刘基死后，胡惟庸开始对付另一位“大佬”徐达，因此，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胡惟庸意图收买徐达身边的守门人福寿，让福寿谋刺徐达，结果福寿不愿意，并向徐达告发，徐达因此躲过一劫。

如果说刘基之死没有十足的证据证明是胡惟庸下毒的话，那么，从他谋划刺杀徐达来看，胡惟庸已经达到了权势滔天、无法无天的地步。

莎士比亚说过：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胡惟庸的一系列作为本就是大奸大恶，再加上他的顶头上司是疾恶如仇的朱元璋，这就注定了胡惟庸的结局。

四、一场车祸事，流血溅九族

胡惟庸之罪虽然多，但真正加速胡惟庸灭亡的却是谋反罪。

胡惟庸知道，若论朝堂权谋，他不输给别人，但若论领兵造反，没有武将肯定不行。于是，第一批被胡惟庸拉拢的武将出现了，他们就是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

陆仲亨和费聚都是明朝开国功臣，但二人都犯过错，例如，陆仲亨曾因为擅自乘坐驿车、劳役驿卒而被朱元璋严厉斥责；费聚因为沉迷于酒色而惹怒朱元璋。胡惟庸通过利诱，让二人归于自己门下。

一日，胡惟庸邀请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二人来府中饮酒，酒酣，胡惟庸悄悄对二人说：“我们都干了很多违法之事，万一被皇帝发现了，我们该当如何？”

陆、费二人面面相觑，胡惟庸便授权二人在外招兵买马，以备“不时之需”。

另外，胡惟庸还派明州卫指挥使林贤以出海平寇为由，暗中和倭寇联络；让元朝旧臣封绩暗中给蒙古人写信，要和北元里应外合。

不仅如此，胡惟庸还大量豢养亡命之徒为自己效力。为了尽快收服朝中勋贵，胡惟庸想起了早已退休的李善长。于是，胡惟庸找到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让他暗中游说李善长，并承诺将来事成，将淮西之地尽数封给李善长。

《明史·李善长传》记载：

惟庸乃自往说善长，犹不许。居久之，惟庸复遣存义进说，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李善长当时给胡惟庸的回复是：我老了，等我死了，你们好自为之吧。

很明显，李善长没有被胡惟庸所诱，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知情不报。若干年后，这个错误直接导致李善长被朱元璋灭门。

胡惟庸虽然奸诈，但他懂得“谋定而后动”，当他一步一步暗中准备的时候，一场意外的车祸直接打破了朝堂表面的宁静。

明朝洪武十二年，胡惟庸的儿子在闹事中乘马车疾驰，慌乱中坠马而死，胡惟庸怒不可遏，将驾车的车夫当庭处死。

胡惟庸没想到，这一场车祸，直接断送了自己多年的谋划，更使自己赔上了九族的性命。

原来，胡惟庸之子本就作恶多端，如今胡惟庸又当众处死车夫，引起了民愤。百姓们聚集在闹市口，要求丞相给一个说法。

朱元璋得知后，龙颜大怒，命胡惟庸为车夫偿命。胡惟庸提出用钱财来赔偿车夫家人，但朱元璋没有答应。如此，胡惟庸有些害怕了，他回到家中，立即通知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心腹，告诉大家准备起事。

就在陈宁、涂节二人到处派人通知各处将领准备造反的时候，朝中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当年九月，位于东南亚的占城国派遣使者来明朝进贡，胡惟庸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朱元璋，而是选择私自接见占城国使者，不巧的是，这一幕被宫里的宦官看到了。朱元璋因此更加愤怒，胡惟庸赶忙把责任推给礼部。朱元璋为了查查此时，下旨把相关官员都审查一遍，结果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出涂节有变卖官家妇女的罪状，朱元璋立即下旨关押涂节。涂节大骇，为了“戴罪立功”，他将胡惟庸意图谋反的事情抖搂出来，满朝骇然。

《明史》这样评价涂节：

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

意思是，涂节本来和胡惟庸一起筹划造反，如今局势不妙，立即告密反水。他被朱元璋处死，并不冤枉。

涂节之死是必然的，朱元璋顺着他提供的线索，很快查出了胡惟庸、陈宁等人谋反的证据，于是，朱元璋以雷霆手段杀掉了胡惟庸和陈宁等人，并灭了他们的九族。

张廷玉评价说：

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求之外廷诸臣，盖亦鲜矣。当太祖开国之初，胡惟庸凶狡自肆，竟坐叛逆诛死。

即，在明朝，大奸大恶之人很多，但大多出自宦官群体。明朝开国之初，丞相胡惟庸狡诈妄为，最终被灭九族，让人震惊。

然而，真正让人震惊的并不是胡惟庸被灭了九族，而是这桩“胡惟庸案”像一部未完待续的著作，十余年后，它的余波仍未平息。

五、宰相自此亡，垫背三万人。

由于胡惟庸被诛杀相对突然，他的很多同党并未暴露。例如，当初秘密为胡惟庸招兵买马的陆仲亨和费聚；当初以平海寇而领兵出征的林贤，替胡惟庸给北元送信的封绩；还有胡惟庸的亲家、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等。

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掉，该来的还是会来。

洪武十八年，在胡惟庸案爆发后的5年后，有人告发李存义曾是胡惟庸的党羽，朱元璋看在李善长的面子，没有杀李存义，而是将李存义下放到崇明岛。次年，林贤通倭之事爆发，朱元璋这才知道，原来胡惟庸还留有这一手。于是，林贤被灭了九族。

洪武二十三年，蓝玉率兵北征，抓获了封绩。两年后，李善长的家奴丁斌犯案被抓，李善长三番两次向朱元璋求情，要求释放丁斌。李善长的异常举动引起了朱元璋的警觉，朱元璋下令严审丁斌，结果审出丁斌之前曾在胡惟庸家做事，胡惟庸案爆发后，他才投奔李善长。根据丁斌招认，当年胡惟庸曾拉李善长下水，李善长虽然拒绝，但并没有告发胡惟庸。

朱元璋大惊失色，连忙下令逮捕李善长全家，最终李善长全家七十多口全部被杀，只有李善长之子李祺，因为是朱元璋的女婿之故，才得以免死（被流放）。

事情还没完，随着丁斌的逐渐招供，胡惟庸的当年的阴私逐渐被抖露出来，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等20余位侯爵都牵连谋反案，朱元璋怒不可遏，举起屠刀，开始大杀四方，一时间，朝堂之上流血漂橹。

最终，胡惟庸案导致明朝一位公爵、21位侯爵被株连，其他无爵官员不计其数，合计被株连者多达3万余人。

一人造反，九族流血，3万人为其垫背，胡惟庸作为明朝丞相，创造了不一样的历史。

历史学家把“胡惟庸案”和“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并列为洪武四大案。在这四大案中，由于胡惟庸案是第一案，因此存在较大争议。

有人认为，胡惟庸的罪状大多是事后才逐个被挖掘的，因此存在朱元璋故意栽赃的可能性。而且，为胡惟庸垫背的3万余人中，也存在冤枉者。

对此，笔者认为，胡惟庸是谋逆者，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包括《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实录》等各种史料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

笔者主张：在学术问题上，在没有更靠谱的全套证据出来之前，已有的证据更为可信。

至于朱元璋诛杀的3万人中，到底有没有冤魂，这个是另一个问题。因为在胡惟庸案所牵连的“一公二十八侯”共计29个主要人物中，他们的罪名都是有记录的，他们被冤枉的可能性极低。

但是，因为古代谋逆罪要求“连坐”，这些主要人物的亲属不管有没有参与造反，都要被牵连其中。因此，这些亲属中肯定存在冤枉的成分。但这是封建社会司法的弊端，任何一个朝代都有这种情况，不能归咎于朱元璋一人。

胡惟庸之死，在中国封建王朝中还有一个重大的影响。

自隋唐设立三省六部制度，中书省一直是替帝王管理天下的重要工具。胡惟庸死后，朱元璋觉得中书省权柄太大，随时有颠覆王朝的危险，因此决议撤销中书省，此后，由皇帝本人直接管理六部。

所以，胡惟庸之死，不仅仅标志着中书省的消亡，也意味着，中国古代的宰相制度就此终结。

《老子》中有句名言：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意思是，执持盈满，不如适可而止，如果拥有富贵和权柄之后，不加以约束，那就会越加骄奢，愈加追求更多的权柄和欲望，这就为灭亡留下了祸根。

胡惟庸并非庸才，他又能力，最初为官时也算勤勉，但后来权力心太过膨胀，意图取代帝王，因此才走向毁灭。作为中华最后一位宰相，他给后世留下的警示作用，适用面很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