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大业，从客观上说，是张士诚和元廷的镇戍体系共同成就的。

自蒙元混一宇内，对广大南方的镇守思路是：从长江一刀切，蒙军驻江北（扬州），汉兵守江南。

为此，将扬州从江淮经济文化带割出来，并入河南行省，以分江南之势。在此驻扎人数可观的蒙古、探马赤军；而江浙行省虽有很大的用兵自主权，但只有汉军、义兵可用（有时也有极少的蒙、色军）。

这样一来，蒙军专据南北要害之地，北可强固中原，南可控压两江，同时免去蒙古兵不适江南暑湿、疫病的困扰。

为巩固这个镇戍格局，元室又以宗王出镇南方，其镇所也选在蒙古、色目军队密集之处，从元文宗时代起，正式形成了所谓“三王镇江淮”，三王都是脱欢的后人，镇所的位置决定着未来张、陈、朱谁面临的压力最大：

“镇南王”驻扬州

“宣让王”驻庐州

“威顺王”驻武昌

以上三处，淮南独占其二，荆湖占其一。朱元璋势力形成气候的苏南、浙西反倒被蒙元视为防控次要区。

元末起义爆发后，威顺王被倪文俊所败，丢了武昌镇所和军队，被元廷夺印，一文不名的去投奔一个江阴的万户。

庐州的宣让王帖木儿不花为刘福通所率颍州红巾军所败，弃城北逃。镇南王孛罗在扬州坚持到至正16年（1356），被张士诚所败，镇南王也想北逃大都，但路上被红巾军截住，落水而死。

也就是说，只论大明北伐之前的抗元战争，张陈朱三人行，只有张士诚消灭过蒙元宗王，而且是三王最尊贵的镇南王，他所攻占的扬州一带，是整个南方蒙古军最多、最集中的地方，难度顶级。

陈友谅虽属天完系，但打败威顺王主要是倪文俊的成绩，考虑到陈友谅是倪蛮子器重的部下，此役或许算是沾点边。

其二，张士诚在抗元大业中起过独特的作用，甚至是刘福通、彭莹玉第一代“老革命”也难以比拟的。

这与元代中国的经济格局有关：张士诚先取泰州，又占高邮，擢痛了蒙元的肺管子。泰州一带是天下最大的产盐区，盐是元廷主要财政来源；且泰州距扬州近在咫尺，扬州又集运河、税运、江防三大要素于一身，扬州一失，不仅半个国家机器要停运，且与扬州挨着的苏南各海运口岸也将不保。

元帝国的漕运全得完。漕粮和盐税是大元的命根子，正所谓

“上自公卿，士大夫，下至府吏、胥徒，岁以海漕之迟疾、丰俭，顺阻为忧喜，休戚之分”（朱德润《送张尚书序》）

如果说南方的起义让元廷慌乱的话，张士诚则令蒙元抓狂，就像是搏命一般，倾其所有，征天下之兵，从中央的怯薛军，到漠北、中原、江南各省的蒙色汉各军，以及“西域西番皆发兵来助”。

甚至还征调数万名高丽兵，大军号称百万，“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三者也”，由权相脱脱亲自出马，一切指挥调度皆可便宜从事，摆出灭此朝食的架势扑上来。

此时的张士诚，简直成了海内瞩目的焦点。

才起义不久，力量还很稚嫩的他，以区区一隅之城当蒙元倾国之力，如果张士诚选择放弃，天下大势去矣，未来的人们也不可能知道还有什么朱元璋、陈友谅。

可老张还真就头铁，硬是顶住脱脱大军三个月之久，终于坚持到转机，久攻不下的敌人内部有变，元惠帝以“老师费财”为由罢免脱脱，将之贬死。

脱脱是元代著名的政治家，威望很高，元军军心大乱，纷纷溃散，甚至倒戈加入各地义军，蒙元主力一朝瓦解，不仅张士诚得以复兴，还使整个处于低潮的天下反元大业起死回生，迎来一个波澜更为壮阔的大高潮。

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实属张士诚之功，不论后来他如何降元自保，他的抗元贡献堪称一骑绝尘，令陈、朱望尘莫及。

没有高邮的奇迹，就没有朱元璋取金陵的外部条件。

1357年末，陈友谅杀倪文俊，吞其所部，开始自立。随后从黄州东征，原本表现不俗的江西元军被他连根拔起，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江西十三路，又攻克战略要地安庆，元廷在南方数得着的几个能人，像西夏后裔余阙（淮南行省左丞）、道童（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颜不花的斤（江东廉访副使），皆败死其手。

但陈友谅的崛起还是太晚了，朱元璋已在集庆（南京）站稳脚跟。

综合三人的表现来看，张士诚抗元贡献远超陈、朱之和。而陈又次之，朱元璋最下，这并非个人好恶，而是根据历史记载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至于之后明军北伐的含金量如何厘定（元廷上层已自相残杀了近七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