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竑，字公度湖北江夏（今武汉市）人。正统四年，二十六岁的王竑以第五名的成绩高中进士，被选入翰林并授观政一职。成绩优异的王竑仕途却不佳，到正统十一年才获得正式官职 -- 户科给事中。

原因并不复杂，王竑看不惯权阉王振及其党羽。不但不卖他的帐，还多次公共弹劾、冒犯过他，王竑也是王振专权时期少有的与王振公开做对的官员之一。

注：王振没有整治王竑的原因不详，《万历野获篇》里的理由是，王竑和郕王朱祁钰的关系不错，而明英宗被俘前很是照顾自己的弟弟。

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御驾亲征的明英宗在土木堡惨败于瓦剌，自己也成了也先的俘虏，京师震动。八月二十三日监国的朱祁钰在左掖门主持朝会，朝臣一改往常纷纷痛斥王振并要求严惩王振一党。

原本肃穆的朝会变得混乱不堪，当天出任朝会堂上官的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出言呵斥群臣。这原本是马顺的职责所在，但是马顺是王振的头号死党，这一下子就激怒了群臣。就在众臣准备呵斥马顺时，王竑站了出来。

他直扑马顺揪住头发就打，接着就动嘴开始咬（扯下马顺好几块肉）。王竑的行为一下子就点燃群臣的情绪，大家纷纷上前围殴马顺，很快就把他活活打死。这还没完，王竑又让中官金英将王振的另两个死党宦官毛贵、王长随叫来，一并打死。这就是空前绝后的“午门血案”。

锦衣指挥马顺者，振党也，厉声叱言者去。竑愤怒，奋臂起，捽顺发呼曰：“若曹奸党，罪当诛，今尚敢尔！”且骂且啮其面，众共击之，立毙。朝班大乱。王恐，遽起入，竑率群臣随王后。王使中官金英问所欲言，曰：“内官毛贵、王长随亦振党，请置诸法。”王命出二人。众又捶杀之，血渍廷陛。当是时，竑名震天下，王亦以是深重竑。

《明史·列传第六十五》

马顺牙牌 现存首都博物馆

从此名动朝野内外的王竑开始被朝廷重用，任命为都察院佥都御史并提督北门防务。上任后的王竑对麾下士兵展开了魔鬼训练，每天都有犯事或者训练不达标的将官军士被当众军棍。

在京师保卫战中王竑率部身先士卒，在土城硬杠瓦剌的精锐骑兵，并将他们击溃，为京师保卫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于谦又委任王竑提督守备京师的门户居庸关。在这里王竑发挥出了他这个直臣的特长 –查账肃贪。

军队的腐败一般都盘根错节，但是王竑完全不在乎这些。他从追查空额军饷入手开始一级一级地深挖，每查获一个腐败分子，王竑都要以他为中心去严查关联人等，目的就是一个也不放过。最后连居庸关指挥使赵汶私自出关打猎，与蒙古人私下交易的事都被他挖了出来。

在居庸关的出色表现，也让朝廷决定将更为重要的任务交付给他。景泰元年末王竑被任命为漕运总督，第二年又被授巡抚淮扬四府三州兼理盐政。景泰四年王竑又被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这也让王竑成了景泰朝权力最大的地方官。

土木堡惨败之后为了重编军队（京师团营）和加强边墙防御，朝廷支出陡增，导致入不敷出。而漕运和盐政历朝历代都是滋生贪腐的重灾区，因此任命王竑就是希望他能严惩贪腐为朝廷输血。

另外，江淮地区这几年也水患频发，百姓生活艰难，也亟需赈济。而“赈济”在贪腐官员眼中，无异是一块肥肉。所以朝廷选择王竑就是希望这个直臣能发挥出他的最大效能。结果王竑的表现却让朝廷完全没有想到。

朝廷没想到的不是惩治贪腐的问题。王竑在这个问题上没得说，只要有官员敢在王竑手下犯事，王竑绝对不会放过，而且谁也挡不住。

朝廷首先没有想到的是王竑治理水患表现得太差。这倒不是王竑不敬业，在任上他一直冲在第一线，哪里决堤他就赶赴哪里。但是治水不能光靠热情，还得要技术，王竑恰恰就没有治水的技术。

王竑治水只是一味地堵决口，耗费人力物力不说，还没有效果。代宗几次下旨斥责，但是能力的不足让刚烈的王竑急出病也没办法。最后还是土木堡后鼓吹迁都逃跑的徐有贞出马，才成功解决问题。

在盐政上王竑的表现也不好，虽然他通过反贪腐能够降低朝廷在盐税上的损失，但是他并没有能力去改革盐政为朝廷增加盐税收入。

从这里可以看出王竑不是技术型官僚，他并没有独当一面开拓进取甚至锐意改革的能力。他是标准的传统士大夫，秉承并恪守心中的道义，并以此严格约束自己和他人。这样的人更适合去从事执行或者监督的工作。

而漕运总督、巡抚并兼管盐政这样集多种要务于一身的重任，需要担当者有全面且系统的能力。而且朝廷的期望 – 增加朝廷收入，光靠反贪腐作用并不大，这更需要有突破性的开源能力。王竑只能像常规的士大夫一样希望朝廷做道德反省并节约开支。

上言：“请敕责诸臣痛自修省，省刑薄敛，罢无益之工，严无功之赏，散财以收民心，爱民以植邦本。陛下益近亲儒臣，讲道论德，进君子，退小人，以回天意。”

《明史·列传第六十五》

如果可以这么简单就解决财政问题，那么也就不会有财政困境了。所以朝廷对王竑的任命并不是最佳，因此不能收获期望的效果就不难理解了。但是直臣也并不是没有作用，在另一个方面上王竑可以说是出乎朝廷预料的再次拯救了明朝。

景泰四年，江淮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水灾，饥民遍地。王竑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但是灾民数量太多地方府衙的粮食不够，王竑就想打开徐州的广运仓放粮。广运仓并不是普通的官仓，它是负责南粮北运的中转仓库，江淮地区的粮食先到广运仓汇集，然后再集中运往北京。

也就是说广运仓的粮食原本是给京畿地区使用的，王竑无权管理也无权开仓。管理广运仓的镇守太监当然也不会同意王竑开仓放粮，倒不是他心思扭曲歹毒，就想让灾民饿死。而是事关重大，他要求王竑先请示朝廷。

王竑认为等请示批复后灾民们早就饿死了。于是他做了两手安排，一是自死劾。上疏朝廷弹劾自己私开广运仓死罪当斩。二是吓唬广运仓的镇守太监，王竑知道跟他讲道理没意义，直接了当的威胁，敢阻拦就处死他。

镇守太监虽然权势很大，但是面对敢在朝堂上打死锦衣卫指挥使的人，还是服软退却了。在开仓放粮的同时，王竑在大运河和淮河上同时设卡，拦截商船，按船只大小摊派赈灾粮款。并“劝说”当地富户“自愿”拿出了二十五万石粮食救济灾民。

竑往告曰：“民旦夕且为盗。若不吾从，脱有变，当先斩若，然后自请死耳。”中官惮竑威名，不得已从之......

竑乃躬自巡行散振，不足，则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大小出米。全活百八十五万余人。劝富民出米二十五万余石，给饥民五十五万七千家。

《明史·列传第六十五》

王竑的这些举措不但自己一点好处都捞不到，认真说起来件件都是擅权乱政的死罪。如果不是一心为民为朝廷而不顾一切，他完全可以也应该先请示朝廷。这些事也只有他这种直臣才干的出来，干的成。

王竑一番苦心，对于灾民而言相当于重生，当地民谣：生我者父母，救我者王竑。对于朝廷而言实际也是救朝廷于水火，这数百万饥民绝对不会坐等饿死，就像当年太祖不愿意活活饿死一样。

英宗复辟后，王竑因打死马顺被“夺门党”反攻倒算，革职并由江夏府编管（类似圈禁）。半年后英宗翻阅之前的奏疏，看到王竑的奏疏后，感其忠义，下令释放王竑，准其归乡并要求地方官员善待。

石亨、张軏追论竑击马顺事，除名，编管江夏。居半岁，帝于宫中得竑疏，见“正伦理，笃恩义”语，感悟。命遣官送归田里，敕有司善视之。

《明史·列传第六十五》

天顺五年王竑被英宗重新启用，先至宣大参赞军务，第二年又复任漕运总督并巡抚淮安和扬州。江淮一带百姓得知王竑复任，连绵百里相迎。明宪宗继位后，王竑又被朝廷推举为兵部尚书。

上任后王竑就开始整顿京营，严抓私役军士者，共上奏罢免了营职军官八十余人。而且他并不避嫌，举荐罪人韩雍为总督平定两广叛乱。

当年的直臣还是直臣，很快就因为“直”和内阁首辅李贤产生了矛盾。李贤先是否定了兵部推举的官员名单，后来更是废除了朝臣会举的成例（这是李贤为了配合宪宗掌控人事权）。这导致王竑愤而请辞，夹在中间的明宪宗最终选择了他更需要的能臣李贤，王竑就此退出了朝堂，二十年后病逝于家中。

王竑的退出并不是朝中奸佞不容他这个“直臣”，而是朝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外朝的文官和皇帝的拉锯战愈发的激烈，朝堂的环境只适合圆滑和变通，“直”已经没什么容身之地了。王竑之后，明朝的“直臣”虽然不断出现，但是能像王竑这样取得实际成绩的几乎没有了，大多沦为了朝廷的道德招牌和木偶，就像海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