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战兢兢

明代中期后皇帝一个比一个任性骄纵，从明武宗朱厚照到明世宗、明穆宗，无不因纵欲、服食丹药以至中毒最终殒命。明世宗嘉靖皇帝殷鉴不远，他的继位三子朱载垕除了不吃丹药外，在纵情声色方面较之前有过之无不及。即位后立即传示不朝，不召见大臣。在广修豪华宫苑、大肆玩乐折腾6年后，就黯然死去。

大明王朝剧照

在中国历史上，皇权新旧交替之时，宫闱总是充满血雨腥风。此刻，张居正为了一举夺取内阁首辅高拱权力，他联合司礼监太监冯保，密陈高拱数罪，取得陈太后和神宗母亲李贵妃同意后，下发皇帝圣旨、太后懿旨、贵妃令旨：“今高拱擅政，专制朝廷，我母子惊惧不宁，高拱即回籍闲住，不得迟留。”（《国榷》卷六十八）小皇帝神宗即位刚7天，白发苍苍的高拱即在权力斗争中，黯然离场。

内阁经过斗争后，张居正终于浮出水面，取得了内阁绝对权力地位。就这样尊皇后为“仁圣皇太后”，尊神宗生母为“慈圣皇太后”。神宗是为万历皇帝，在内任用冯保，而朝中大权都交给张居正。在小皇帝的成长世界里，张居正、冯保成了影响他人生的重要伙伴，张居正除了主持内阁工作，同时承担起小皇帝的教育工作，而冯保这个司礼监的负责人成了小皇帝的“大伴儿”。

冯保影视形象

10岁的孩子，一切都要仰赖张居正的辅佐。张居正身材高大，长须及胸。这个孩子十分聪明，知道眼前这个“长胡子老头”的厉害和重要。总是很谦卑地称他为“先生”或“张先生”，在下御札时，也不多提其名，只写“谕元辅”。在两宫太后的大力支持下，在小皇帝的配合下，张居正将明代改革推向了历史最高水平，影响极其深远。这个小皇帝秉性善良，情商极高。张居正负责皇帝经筵，有一天，讲完经史后，小皇帝忽然问起：“建文帝果是出逃了吗？”张居正回答说：“国史没有记载，只是故老相传，说他披着僧服云游四方，在田州题诗一首，其中有‘流落江湖四十秋’之句。”小皇帝连连叹息，命抄录诗句送上。张居正说：“此亡国事，不足观也，请录《皇陵碑》及高祖《御制集》以上，见创业之艰，圣谟之盛。”小皇帝肯定深深为建文帝的遭遇而感到忧伤，尤其是建文帝“流落江湖”，为之叹息不已，善良的天性让他多次遥想那些离奇而又忧伤的故事。

张居正影视形象

张居正对神宗皇帝的教育极其严厉，一次神宗读《论语》，误将“色勃如也”之“勃”字读作“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其声如雷鸣，这一突然的训教，让神宗“悚然而惊”，在场的同僚们无不大惊失色（《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慈圣皇太后为配合张居正调教，在宫中对神宗严加训导，“常常守着看管”，“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神宗对张居正内心极为忌惮，慈圣皇太后动不动谴责神宗说：“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张文忠公全集》）所有的这些外围压力给这个10多岁的孩子强大震慑，他没有了安全感，整天战战兢兢，这样的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体悟得更深刻。不仅如此，两宫皇太后对司礼监冯保十分倚重，神宗大婚之前，慈圣皇太后特别要求冯保，要他“万分留心，引君当道，勿得顺从，致伤圣德”。冯保当然唯命是从，寸步不离地看管这个小皇帝。《明史·冯保传》讲了这样一段故事：“慈圣皇太后遇帝严。（冯）保倚太后势，数挟持帝，帝甚畏之。时与小内竖戏，见保入，辄正襟危坐，曰：‘大伴来矣。’”

冯保与皇太后影视形象

就在勤政的前两年，万历八年（1580年）的某天，神宗在乾清宫执事太监孙海、客用的诱导下，酗酒闹事，一时宫内大乱。第二天冯保将此事报告给了慈圣皇太后，太后第一反应极其强烈，怒气冲冲地扬言：“欲召阁部大臣，谒告太庙，将废神宗，另立他弟弟潞王为帝。神宗顿时吓得跪在地上哭泣多时，以示忏悔，皇太后才肯宽恕。”（《万历邸钞》，万历八年庚辰卷）

结果，按照冯保、张居正的意思，降黜了神宗身边一大批亲信太监，由此神宗对冯保的关系由信赖、畏惧转为怀疑、怨恨。而冯保仗着皇太后的势力，对神宗有恃无恐，为将来的下场埋下了伏笔。

也就是这年，18岁的神宗已经成年，张居正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的任务似乎可以结束。对此张居正是矛盾的，他害怕别人议论他把持朝政，自己完全知道“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便于三月二十二日向神宗提出“祈休”请求，意在归政。尽管对权力的贪恋就像鸦片中毒，但作为通读历史典籍教训的他不得不作深长计议，以免前功尽弃，中途翻车。他在给湖广巡抚的信中表达了一种隐忧：“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张居正想到权臣霍光、宇文护强势操控政局的下场，不免有了恐慌情绪，《汉书·霍光传》里“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与骖乘”几个赫然大字让张居正的心里一阵颤抖。

万历皇帝画像

虽然神宗皇帝多次对张居正说：“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这话如果反过来想，真是“不同凡想”。

张居正在两年前就给神宗递交了《乞归葬疏》，神宗毕竟16岁了，遂示以“倚毗方切，岂可朝夕离朕左右”。张居正再次祈求后，神宗遂说：“先生到家事毕，即望速来。国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托？”这句话倒也是事实，所谓的“万历新政”无非是“张居正新政”，帝国的所有工具都掌握在张居正一人手里，情商及自尊心极高的神宗心里必定有着强烈的不满和愤恨，只不过他懂得隐忍的妙处。临行前，张居正上奏说：“大婚之后，应该要有节制，要爱护保养身体，留心于庶务万机。”说完伏地哭泣，明神宗也为之哽咽得说不出话。与此同时，神宗告诫次辅吕调阳等人说：“有大事不得擅自独断，应疾驰驿送江陵听从张先生处理。”权力的使用至此达到极端默契，只不过越默契，神宗的心就越不痛快。

张居正影视形象

张居正回乡葬父，湖广地区各衙门官员全部到场，唯有巡按御史赵应元没去，张居正怀恨在心，这件小事，完全体现了张居正内心的傲视天下。明代内阁权臣严嵩、高拱已经到了无所不统的地步，张居正犹有过之。当时人说，张居正受顾命辅政，“宫府一体，百臂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所谓宫府一体即把皇帝内宫的事务和朝政的事务集于一身，货真价实的威权震主！这一点张居正自我都不否认，他曾对阿谀自己的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所谓摄，即摄政，代替皇帝施政。神宗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战战兢兢地等待，直到张居正去世的那天。

二、翻手为云

万历十年（1582年）对于神宗来说是一个重大年份，这一年，张居正病逝，内阁大学士张四维继任首辅，这年神宗20岁，遂亲自过问朝政，企图有所作为。司礼监太监总管冯保失去了张居正这样外廷强有力的支持者，神宗开始着手剪除他。神宗在言官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的奏疏上批示：“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皇考付托，效劳日久，姑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紧接着，既然冯保可以攻倒，张居正有何不可。言官门窥知皇上之意已移，便交章弹劾张居正。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十四日，善于窥伺的陕西道御史杨四知首先出马，历数张居正十四条大罪。经过多方谋划，张居正不仅身败名裂，连家都给抄了，张家子女因此饿死者有十余人。同时搜出了张居正诸子和兄弟全部家藏，得到黄金大约一万两，白金十万两。张居正的大儿子张敬修，经不住刑讯上吊而死。神宗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亲政以后，励精图治，一度形成“事事由朕独断”的局面。

《明通鉴》讲述了下边的一件事情，万历十三年（1585年），明神宗到南郊步行祈祷，他当着群臣的面对内阁辅臣说：“天气干旱虽然是由于朕没有君德引起的，但也是由于天下官吏贪婪，盘剥坑害百姓，以至干犯天和，今后应当慎重地选择官吏。”他的敬天法祖、拖着沉重的肥胖身体大汗淋漓地祈雨，一度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万历皇帝舞台形象

不管怎么说，此时的明神宗看不出一点意外，处理政务也是有条不紊。与此同时，他提拔了申时行接替张四维出任内阁首辅，朝政大权牢牢掌控。他的执政风格相当强势，对臣下的上疏相较温和的谏言都予以排斥，任性自大的骄纵性格日益明显。

万历十五年（1587年），神宗展开了一系列运动，要求“朝廷内外文武官员，冠礼、婚娶、丧事、祭祀、宫室、车马、衣服，不得超过制度规定奢侈”。京师突发大雨，民屋倾倒，发生了伤亡，他听到消息后，马上下令顺天府进行赈济和抚慰。同年江南发生洪水，江北发生蝗灾，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发生严重干旱，于是下令免除各地不等的税粮进行赈济。

与此同时，神宗上朝，谕令内阁辅臣申时行等说：“如今灾害频繁，实在是由于官员贪污腐败，不顾惜百姓所引起的，加上刑狱有冤案、错案，以致伤害和气，当今反腐和平反工作是第一要务。”

万历戎装画像

打掉冯保、张居正后，神宗心里有种突然的轻松和疲惫，“张居正先生病逝五周年，皇帝端坐深宫，往事又重新在心头涌现。他降谕工部，要工部如实查报，张居正在京内的住宅没收归官以后作何：是卖掉了，还是租给别人了？如果租给别人，又是租给谁了？工部的答复没有见于记录。大约史官认为记载了这道上谕，已经可以表明皇帝当时微妙复杂的思绪”（《万历十五年》）。他的身上有着太多张居正的影子，张居正毕竟在他心底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挥之不去。

神宗皇帝智商、情商都非常高，对事物分辨能力较强，张居正对他的帝王式教育比较完整，却非常不平衡，这个孩子10岁丧父，终日缺乏安全感和自信，而张居正对其的宫廷教育缺乏感情上的鼓励和理解，甚至要将其塑造成完美化身，从即位开始就不断检讨各种天灾人祸，他似乎从未做过一件让张居正感到满意的事情。

而他生性自尊极强，体胖虚弱，鲜有经历体能锻炼，造成他身体多病，心绪烦闷，宫闱生活本身就是损害身体精神意志的地方，绝非成长中的有利环境，当皇权与性格结合后，当意志无所阻碍后，随心所欲、肆意妄为都将成为可能。

“万历三大征”

三、覆手为雨

权力的掌心翻过来整个社会都将受到巨大震动，明神宗的掌心往下一扣，整个朝政如同地震般发生强烈震颤，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文官集团也将发起对抗。帝国之间的交涉虽然只是几张不经意的奏折和批示，但文字斗争往往胜过其他，“自杀式谏言”此起彼伏、前赴后继，锦衣卫忙得不亦乐乎。所谓君臣吵闹声声入耳，权力斗争步步惊心。万历年间明神宗面对庞大的文官集团的肆意谩骂，直接逆反对抗，并且导致他脾气愈加暴躁难治。万历十六年（1588年）的年末，有个叫李沂的言官上疏触怒神宗，神宗说：“李沂不说贪官却唯独说朕贪婪，诽谤君父，罪行不可饶恕。”

万历皇帝画像

首辅申时行处事温和低调，尽可能缓冲神宗和群臣的矛盾，然而在是否立太子问题上，他也罕见地表达对抗立场，联合群臣以集体辞职相威胁。神宗扔给他们两个字“悖逆”，加上政治斗争失利，申时行这年辞职回家。这年明神宗的脾气越来越坏，每次奏疏一上，势必大怒，一个“怒”字占据了万历二十年（1592年）之后的所有光景。对待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他越来越没有耐心，似乎这点他与太祖朱元璋比较相像，即轻视儒生文官：“唐妇人，犹过今之儒者。”“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从此这个皇帝越来越骄纵任性，用“静”制汹涌的文臣集团，用“无为”对抗朝政纷繁。

明末有人评论说：“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斗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玄黄，时胜时败。”明朝怠政是一大传统，甚至成为“特色”，从正德皇帝算起，到万历皇帝将这项“工作”推向了最高峰，28年不上朝。权力的掌心翻来覆去，明朝就在这种情况下，逐步走向了喷发的火山口。总而言之，他对朝政的基本态度就是“不”字，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嘉靖御政的风格。第一，不郊。就是不亲自郊祭天地。第二，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太庙。第三，不朝。就是不上朝。第四，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第五，不批。就是对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第六，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

万历晚年形象

这种非正常理政手段，无疑加剧了君臣矛盾。这种扯皮式政治运作，大量消耗了国力，明代最终在沉默中走向了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