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前，红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行程二万五千里，除冲破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之外，还挑战人体极限，在衣食物资都十分短缺的情况下，翻越雪山、趟过草地，无数年轻的红军战士倒在这个漫漫征程中。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尽管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可是面临的问题非常困难：国民党的严密封锁，陕北革命根据地地方狭小，人口少，军队多，物资紧缺，用于作战的武器也少得可怜。

苏联与共产国际同意向我党提供援助，但只能走新疆方向进行援助，苏联老大哥能够答应进行援助，对于当时仍然并不强大的我党来说，真是“久旱逢甘霖”的大好事儿。

中央决定夺取宁夏，进军河西，以打通苏联国际援助通道，获取军事物资援助，西渡黄河的部署就此发布，红军组建西路军开始西征。

西路军主要由红四方面军组成，下辖第五、第九、第三十军，其中包含骑兵师、女子独立团、回民支队，合计21800人，女子独立团的团长，名叫王泉媛，当时23岁。

这是一场前途未卜的西征，队伍要穿过蜿蜒曲折的河西走廊，缺衣少食自不必说，最大的威胁来自于马家军。这是一支以马步芳为首的地方割据军阀武装，靠血缘宗亲关系、宗教信仰聚拢起来。比之桂军、湘军、滇军、川军的战斗力，马家军匪徒们的战力丝毫不弱，绝对是红军的劲敌，只是可惜得很，在战前，红军对这个敌人了解并不全面。

西路军渡过黄河之后，为策应河东红军，先在永昌、凉州一带转战数月，后来才正式西征。他们面临着重重的困难与考验：严寒、饥饿，还有穷凶极恶的马家军。西路军徐向前将军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堕指裂肤，我军指战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苦寒气候，长夜行军，真是艰苦至极”。

进入河西之后，恶仗一场接一场，红军为了打开局面，与马家军多次交手。此时，宁夏通道已被马家军切断，河东红军与西路军的联系被隔断，人困马乏、饿着肚子的西路军孤军奋战，伤亡严重。西路军人生地不熟，在极度缺乏群众基础的河西地区，想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根本无法实现。

王泉媛命令女子团全体官兵剪掉长发，一律男装，改用30军285团番号。她率领女子团战士们，与男兵们一样，面对数倍于己的马家军，奋勇拼杀。在临泽县城，她们血战三天突出重围，赶到倪家营子又被敌人包围，她们登上城墙，用枪打，用石头砸，敌人刚刚退却下去，她们就摸上去，从敌人尸体上捡来枪弹，从地上捡回石块，为下一场战斗做准备。

局面并没有因为红军战士们的英勇作战而有所改观，随着马家军的不断增兵，红军陷入了困境：1937年1月，第五军全军覆没，3月，第九军全部拼光，第三十军也伤亡惨重。情况万分紧急，如果还是与敌人硬碰硬，或者依照原来设想固守某地，创建根据地，那么毫无疑问，西路军肯定逃不脱全军覆没的命运。

1937年3月，为掩护西路军总指挥部和机关安全转移，王泉媛主动请缨，带领女子团在梨园口，与数倍于己的马家军进行殊死战斗。

梨园口是一处呈布袋形的山口，进去是一片开阔地，四周则是耸立的山峦。王泉媛在阵地上设置了三道防线，每位女战士只能分到5发子弹。为了提高命中率，王泉媛命令姐妹们把敌人放近之后再开枪，力求一颗子弹就消灭一个敌人。

嗷嗷呐喊的马家军，如饿虎扑食一般，向女子团的阵地发起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当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竟然是清一色的女兵时，欲火中烧，精气神十足，督战官大叫道：

兄弟们，这里全部是女的，你们给老子好好打，你们要捉活的，捉到了就做老婆。

此时的阵地上，红军女战士们早就弹尽粮绝，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一批又一批的战士倒在血泊之中。她们只好端起步枪与敌人拼刺刀，有的女战士连刺刀也没有，只好捡起损毁的枪支部件与敌人搏斗，更有甚者，有的女战士只能凭空用拳砸、用脚踢、用牙咬，与敌人绞在一起，杀得你死我活。然而，她们本身体质就处于劣势，数天以来，连口饱饭也吃不上，腹中空空，哪里是这些如狼似虎的恶徒的对手。

梨园口一战下来，600多名红军女战士战死，谷中的地面全被鲜血浸染。马匪军对死去的女孩子们也不放过，极尽凌辱之能事，以至于数十年后，当那些幸存的女战士们回忆起当时的悲惨场景，还止不住泪流满面。

完成掩护任务后，王泉媛知道再如此与敌人耗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唯有突围出去，还可能有一线生机。她命令大家分散突围。重重围困之下，这些勇敢而坚定的女战士们，不顾一切向外冲。最终只有二百多人成功冲出去，剩下的或被杀害，或被活捉，王泉媛在负伤之后，也被敌人抓住。原本1300多人的西路军女子独立团，就这样在残酷的战火中，不复存在。

王泉媛在河西凉州监狱中，受尽了敌人严刑拷打，但她始终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红军队伍中的高级干部，是敌人最希望捕获的，对于普通战士，敌人往往觉得价值不大，虽然也受折磨，但生存的几率会大一些。

身在敌人的牢狱之中，王泉媛迫切地想出去，她不怕死，她最怕的是两件事：无法回到组织中去，无法找到自己的丈夫王首道。

王首道是王泉媛的第二任丈夫。八岁时就被卖为童养媳的王泉媛，生于江西省吉安县庐富村。贫穷的家庭出身，年幼时就受苦受难的经历，使得王泉媛迫切想改变自己的命运。1930年，红军来到她的家乡，带来了革命的清新空气。

王泉媛看到平日里欺压穷人的地主豪绅们被打倒，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她相信这支队伍能够拯救穷人，是自己的亲人，于是，她义无反顾地加入革命队伍。

她结合自己的出身，积极宣传红军政策，向乡亲们讲述“穷人翻身做主人”的美好愿景，鼓励穷人们，特别是受到压迫的妇女们参加革命。

在战争年代，革命队伍迫切需要具有组织能力的人才，王泉媛的出色工作表现，受到组织的认可，18岁时，她就被委任为吉安县少共县委妇女部长，参加过县妇女代表大会，还去当时的红都瑞金出席全国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进入“瑞金中央共产主义马克思大学”学习，在90个女学员中，她是登山比赛的冠军，还是全校泅渡演习唯一成功过河的女学员。

在军事技术、战术和指挥考核中，王泉媛名列全校学员综合评比第二名，射击为全校第一名，双枪齐发，弹无虚发，军事教员感慨她“有统兵打仗之才”。

长征路上，王泉媛是红军队伍中有名的双枪巾帼英雄，她凭着过人的枪法和军事本领，在湘江等战役中，手持双枪率军上阵，屡立战功。

1934年冬，王泉媛随部队历经血战，来到贵州遵义，遇到相恋两年，在另一支部队里任高级干部的王首道。在蔡畅、李坚贞、金维映等红军大姐的撮合下，两个人在部队离开遵义城的前一天晚上成了亲。

良宵苦短，两人有说不完的知心话。他们希望有一天革命成功，能在革命老区安个家。离别时，王泉媛泪花闪闪，王首道双目也湿润了，四目相对许久，仿佛永远看不够。王首道送给王泉媛一把小手枪和八粒子弹，王泉媛则因为时间仓促，没法准备小礼物，她深情地说，等有了时间，有了材料，她会为丈夫做一双鞋。

这是我们家乡的风俗，穿上我亲手做的鞋，无论你走到哪里，走出去多远，都会回来，回到我身边。

半年后，小夫妻在两河口再次相遇，度过他们夫妻此生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夜晚。第二天，王首道随中央红军北上，跋山涉水，千里行军，九死一生，到达陕北；王泉媛则随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西进。

同其他几路红军一样，她所在部队也要面临严峻的考验：上有飞机，下有大炮，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白天打仗，晚上行军，吃草根、啃树皮，有战友倒下了，他们擦干烈士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仍然坚定地向前进。

由于张国焘为一己私利打算，四方面军多走了许多冤枉路，他们三过草地四翻雪山，付出了许多本不该有的伤亡代价，1936年10月，他们终于在甘肃会宁与红一、二方面军会师。

大会师给广大历经磨难的红军官兵们，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对未来，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王泉媛还没有来得及与丈夫王首道相会，她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就按照中央的命令，西渡黄河，挺进河西。综合各方面的素质能力，王泉媛被任命为女子独立团团长。

西征失败后，王泉媛被马家军抓获，敌人的淫威没有使她屈服。为犒赏部下，马匪军头子马步芳命令不准再杀害被俘的女红军战士，而是把这些女战士们三三两两地全都发配给自己手下军队中的军官，以及他的一些行政官员。

王泉媛被强迫送给工兵团长马正昌为妾。由于性格刚烈，不愿屈服，王泉媛多次遭到马正昌的毒打，遍体鳞伤，但她依旧初心不改：坚守信念，逃出去找组织，找丈夫。

1939年3月中旬，趁着马进昌带兵外出修建工事之机，王泉媛在马进昌夫人的帮助下，女扮男装，逃出马府，一路向东跑，只为了快点跑到兰州，找到驻兰州办事处。

“娘家人”就在眼前，王泉媛内心无比激动，“终于回家啦！终于回家啦！”，她满怀希望地叩开办事处的大门，然而负责人却将她拒之门外，理由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对离散的同志第一年回来的接收，第二年回来的审查，第三年回来的不收。

“我才与组织失去联系1年零11个月，为什么不收留我？”王泉媛痛苦地哭泣着，过去的那段日子，简直不堪回首，战场上她不怕死，带领着姐妹们冲锋陷阵，被俘后她不屈服，与马匪针锋相对地斗争。她日思夜想地就是回到组织大家庭中来，将来再与丈夫相会。

办事处的这位负责人将她拒之门外的做法，令王泉媛痛苦万分，她失望地离去，在兰州城内流浪数月后，再次来到办事处门前，却发现原来的办事处已经人去楼空。

有如万丈高楼摔下来，她的心“唰”地掉在地上。这时，同样逃出虎口的西路军女战士告诉王泉媛，办事处的那个人说王泉媛是自愿留在兰州的，她是不愿意返回延安的，还说王泉媛给王首道写了一封信，要与他断绝一切关系。

这都是什么啊？听到这个消息，王泉媛内心崩溃了，她彻底心灰意冷，拖着病体，迈着沉重的脚步，沿着当年长征之路，倒着往回走。

一路上，她靠乞讨、打零工度日，有时候她渴了，就趴在路边的小河小溪边喝几口水，饿了就向好心人讨口饭吃。只要能使自己活下去，她什么苦都愿意吃，什么事情都愿意做。

为了生计，在某地她嫁给了云南籍男子万铃，这个男人曾经在叶挺的部队当过兵，还参加过广州暴动，颇有革命经历，这也是王泉媛选择嫁给他的原因。

在王泉媛的支持下，万铃参加了开赴缅甸的抗日先遣军。然而，两年后，这个男人退役后，却又找了别的女人，将王泉媛抛弃了。

王泉媛难过之余，没有任何哭闹行为，她选择默默离开。继续往家乡方向行进。走走停停的返程路，前后一千零九十多天，她回到了阔别八年之久的江西老家吉安的小镇。为了平静地生活，王泉媛隐瞒了曾经的红军女团长的身份，她依然坚持去寻找党组织，始终无果。

现实的生活还要继续下去，在家人的劝说下，王泉媛只得同意再嫁人，这回她选择了一位革命烈士的后代，名叫刘高华，这个人也曾参加过红军。

好日子总是显得太短暂，刘高华在建国之后遭到诬陷，被打成反革命，王泉媛受此连累，成了“反革命家属”。直到1962年，在来吉安调查的康克清帮助下，刘高华得到平反。在听到她的悲情遭遇后，康克清地动容地对当地领导同志说：

“泉媛同志是位好同志，是经得住考验的，我做证人。”

1981年11月，王泉媛应邀参加全国妇联会议，她与当年的一众西路军幸存女战友们重逢。欢喜热闹的现场，只有王泉媛一人是地道的农家妇女，其他人呢，都过着有地位的日子。

1989年8月26日，久病初愈的王泉媛听到一则期盼52年的好消息：恢复王泉媛同志的党籍。

那一刻，这位昔日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的坚强女红军，竟然老泪纵横，久久说不出话来。

1995年，王首道因病住院，王泉媛赶到北京看望，她把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黑布鞋，交到了王首道手中。六十年前的那句承诺，此刻终于兑现了。只是，六十年的等待太久，六十年的期盼太长，六十年的风雨太多，往事已如烟，今生还有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