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是蜚声海内外的“中国福尔摩斯”，这个“神探”形象充满魅力，但距离真实的狄仁杰还有一定差距。在史籍中，他是知人善任、能力超群的政治家，是再造唐室的大功臣。

刚出道的时候，狄仁杰也和其他官员一样，是从基层任职开始的，但是很快就显示出他非凡的才干和品质，经常创造些政坛纪录出来。他还是个低级官员的时候同事就称赞他说：“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意思是狄仁杰这样的贤能之士，北斗星以南，就此一人而已。为什么强调“北斗以南”呢？因为古人认为，紫微星是皇帝的象征，而北斗七星是诸侯大臣的象征。《甘石星经》说：“北斗星谓之七政，天之诸侯。”也就是说，狄仁杰的同事们认为他是天下臣子中最贤能的，要知道此时狄仁杰只是个七品官，他的同事们已经把他推举到这样一个高度了，不得不说他的同事们眼光独到。

狄仁杰与李元芳

狄仁杰非常善于断案。上元二年，他被召入长安，当了大理寺丞，不久就创造了一个纪录，一年断案17800起。这个数字很惊人的，这意味着一年不休息的话，平均每天要断案49起。那是审理卷宗，不是看小说，我敢担保多数读者看小说的速度都没这么快。一年下来，上级来考核政绩，宰相看狄仁杰是个新来的，随便给了个低等级。狄仁杰的上级大理寺卿张文瓘赶紧找宰相说：“这不行啊，你给狄仁杰这个成绩不公平。”宰相问：“他很能干吗？一年审了多少案子？”张文瓘说：“一万七千八百。”宰相大惊失色，可见这个数字多惊人。结果他把狄仁杰的成绩改为上下等。一个新手能达到上下等，可谓出类拔萃。

后来狄仁杰那个神探的美名，就与他在地方和大理寺善于断案有关系。不过可惜的是，这些案子在史籍中基本都没有留下细节。

所以您要是翻开《旧唐书》、《新唐书》中很多官员的传记，都会看到他们“为民申冤”的事迹，其中就包括狄仁杰。唐代司法机关也有办事效率低下的弊端，据说很多案犯因为案件迟迟得不到审理，在环境恶劣的监狱里辗转哀嚎，度日如年，天长日久案件越积越多，被称为“滞狱”。

所以说，狄仁杰以极快的速度审案，本身就是一种德政，他的到来大大提高了大理寺的工作效率，减少了“滞狱”现象，他因此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根据史料记载，狄仁杰由明经科中第，从此踏上仕途。按照唐代规定，明经科上来的人，根据考试成绩，授予不同品级的官职。狄仁杰被派到汴州担任判佐，是个从七品下的官。汴州就是今河南开封。当时这一带属于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方，年轻人有这样的起点是相当不错的，此时的狄仁杰可谓春风得意。

不过很快他就遭受了仕途上第一个打击——有人向上级诬告他，让他经历了不大不小的一番折腾。

为什么事告他，告他什么罪名，史籍里没有明确的记载。根据两唐书的记载，是汴州一个“吏”告他的。需要说明的是，唐代的官和吏不是一回事儿：官的等级高，出身好，前途光明，相当于领导；吏呢，等级低，升迁的机会也少，相当于办事员。但是吏却有个长处，就是长年累月在一个岗位上工作，很熟悉法律文书和行政运作。吏的人数要大大多于官。这些人由于出身寒微，干的工作又多又累，而且前途也不光明，所以心理上很不平衡，和官这个阶层有天然的矛盾。在官的眼睛里，这些刀笔吏都是些“性非良善”的小人；在吏的眼睛里，这些官都是些迂腐书生，所以唐代官场上经常爆发“官吏矛盾”。

电视剧《神探狄仁杰》剧照

唐代的年轻官员，尤其是科举上来的，多数都要到地方担任低级官员，他们一到地方就会面对数量众多的吏。这些吏仗着自己是本地人，熟悉行政程序，经常欺负这些初来乍到的官员。谁让你少年得志，谁让你前途光明？我就跟你过不去！举个例子，《启颜录》记载说有的小吏善于做手脚，以权谋私，一旦有新的县官来了，他要搞点小手腕，试验一下你这个人聪明不聪明。新官一来，他就给人家念民夫名单，名字一听就是胡编的，什么“宋郎君、成老鼠、张破袋”，你要是光是“嗯嗯”地听，他就知道你是个糊涂蛋，以后就放心大胆地继续为非作歹。

我估计狄仁杰到了汴州遇到的也是这号货色。一个新来的官，能不能镇住这些吏，是一门学问呢。古人把官员镇住小吏们的手段划分为三个等级：低的等级——人不能欺，你很聪明，小吏欺负不着你；中间的等级——人不敢欺，你很厉害，小吏不敢欺负你；最高等级——人不忍欺，你这人德行太好了，太仁义了，以至于小吏们不忍心欺负你。以狄仁杰的个性和睿智，再加上此时的他年轻气盛，我估计他属于“人不能欺”那一类，谁耍手腕他就给你揭出来，这些吏一看，好，你厉害，斗不过你，我捏个罪名告你。这一告，可能罪名还不小，以至于惊动了时任河南道黜陟使的阎立本来处理此事。

唐代前期为了监察地方官，经常派遣官员担任黜陟使，不定期巡察各地，惩处违法官员。狄仁杰被告了，刚好由阎立本来处理，阎立本把这个事审查了一番，得出了结论——狄仁杰不但不是个坏官，而且是个大大的好官。于是他找来狄仁杰，对他说：“仲尼云：‘观过知仁矣。’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所谓“观过知仁”是孔子的话，原话是“观过，斯知仁矣”，意思是人的品性不同，看这个人犯的过错，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从你狄仁杰的所谓过错来看，你是个好官，是被埋没的珍宝啊！

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剧照

于是狄仁杰非但没有受到处分，反倒升官了，阎立本保荐他担任了并州都督府法曹参军，这是个正七品上的官职，狄仁杰因祸得福了。担任法曹这样的官职对狄仁杰来说是个极好的锻炼，日后他断案的能力极有可能就是在并州培养起来的，在这里他工作了10年以上，为他日后的行政生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并州狄仁杰干得很出色，但是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再详细进行描述。

上元二年（675）他被调到了长安担任大理寺丞。由法曹到大理寺丞，都是司法官员，他获得此职，一定是因为在法曹任上的杰出表现。可见历史上狄仁杰善于断案的美誉不是浪得虚名。当了大理寺丞后不久，狄仁杰就创造了一年断案17800起的纪录。这意味着一年不休息的话，平均每天要断案49起。审理卷宗不是看小说，我敢担保多数人看小说的速度都没这么快。后来狄仁杰那个神探的美名，就与他在地方和大理寺善于断案有关系。不过可惜的是，这些案子在史籍中基本都没有留下细节。

后来因为出色的工作能力，狄仁杰得到了高宗得赏识，从大理寺丞升任侍御史，后来又担任过宁州刺史、冬官（工部）侍郎，洛州司马等。在武则天天授二年（公元691年）9月，62岁的狄仁杰第一次被任命为宰相。

但没过几个月，狄仁杰就因酷吏来俊臣的诬告“谋反”被捕入狱，还差点死掉，虽然后来真相大白，武则天却不肯完全为他平反昭雪，贬他到彭泽去担任一个小小的县令。

唐代的官员多数70岁就退休了，此时的狄仁杰已经64岁，要是一般人，也许早都心灰意冷，破罐子破摔了：反正我窝在那儿，我干得好干得坏，有谁知道呢？可是狄仁杰不是这样，他一生最有职业精神。哪怕做一个小小的县令，也做得有滋有味，从来不怨天尤人。

史书上没有记载狄仁杰在彭泽县的所作所为，只有《新唐书》里留下了短短的六个字：“邑人为置生祠。”为活人建立的祠堂就是生祠。古人在表达对某个官员的深厚感情的时候，会凑在一起建个德政碑，在该人去任的时候进行欢送或者挽留，而建立生祠则是老百姓表达自己感情最强烈的手段了。狄仁杰在彭泽县的时间一共是两年多，并不长，但是以狄仁杰一贯的仁政思想和敬业精神来说，他一定在任期内兢兢业业，为彭泽县老百姓办了许多的好事，老百姓对他感恩戴德，所以才有了这座生祠。

古代专制社会，不能指望法制和制度来约束官员，老百姓能不能遇到好官有点撞大运的意思，所以才有了“清官情结”，人们把希望都寄托在官员的个人品德上。这是古代专制社会的弊端。但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能够被老百姓称颂为清官，乃至建立生祠，则能充分证明这个人的人品。后来宋代大文豪范仲淹路过彭泽，参拜了狄仁杰祠堂，他们两人有许多相近之处，都是孝子忠臣，又都为民直言得罪权贵而遭贬，所以范仲淹感慨良多，挥笔写下了经典名篇《唐狄梁公碑》。无独有偶，宋代诗人、书法家黄庭坚也是狄仁杰的“粉丝”。他曾经写诗《题马当山鲁望亭四首》盛赞狄仁杰：“鲸波横流砥柱，虎口活国宗臣。小屈弦歌百里，不诬天下归仁。”绍圣元年（1094）黄庭坚挥笔书写了《唐狄梁公碑》碑文，有拓本传世至今。此碑人称“狄公事、范公文、黄公书”，谓之“三绝”。

当然了，开好车的不见得都是好人，树碑立传的也不见得都是好官。明朝大太监魏忠贤也有人给他建生祠，但那是官员们溜须拍马的结果，与狄仁杰这座老百姓建立起来的生祠没法相比，判若云泥。

咱们现代人，尤其是一些年轻人，自认为自己很有使命感，但是把这种使命感错误地理解为“天将降大任于我身”，总觉得自己很非凡，于是遇到一时挫折就容易一蹶不振，然后把自己的境遇归结为社会的不公。我们太渴望成功了，以至于忽视了人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细节堆砌出来的。

你看看狄仁杰的遭遇，除了没处以死刑之外什么没碰到？够不够委屈？可是人家没有任何颓废。你说他有没有使命感、责任感？当然有，而且是极高的使命感、责任感。他把这种使命感、责任感具体化了，具体为认真完成人生的每一个细节，而不是空洞的口号。狄仁杰的这种坚持，很快给自己带来了转机。正应了那句话——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来，就大理寺丞的职责而言，大部分案件应该不是狄仁杰亲手侦破，虽然唐代大理寺官员也时不时直接参与重大案件审理，但多数案件是在基层官吏审理完毕后交由大理寺复审。所以我估计狄仁杰的主要功劳在于审阅卷宗，从中发现疑点或者真凶，避免冤假错案，提高审判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