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范仲淹，我们都不会忘记曾经要求全文背诵的《岳阳楼记》，因此对于范仲淹，我们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但无论爱还是恨，我们都不会忘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国为民情怀。

范仲淹的一生都秉承着上忠君直言相谏、下为民排忧解难的行事准则。也正因范仲淹过于秉公直言，常引得君主与朝中同仁的不满。因此，范仲淹的仕途并不顺利，时常被贬斥。

可即便如此，范仲淹也并没有因为如此风气而改变自己的性情，曾言：“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反倒是范仲淹自身实力过硬、本事够强，使得宋仁宗每每贬了范仲淹却又不得不再起用他；君臣们即便不喜欢范仲淹，却无法否认范仲淹的真凭实绩。

范仲淹第一次离京是公元1030年，起因是公元1029年范仲淹见宋仁宗已成年，所以上书太后还政皇上。可惜，当时皇帝与太后的关系复杂，范仲淹所请并未得应。因此事范仲淹在朝中自是少不了被针对排挤，于是次年范仲淹自请出京为官。

直到公元1033年，宋仁宗亲政后，赵祯才将范仲淹重新召回京中任职。不过赵祯虽心中感谢范仲淹曾为他的亲政直言上书，但范仲淹的直言不讳却也时常让赵祯恼怒。

于是，不过一年，范仲淹因郭皇后误伤宋仁宗之事向赵祯谏言不宜废后，但宰相吕夷简在此事上与范仲淹意见相悖，伙同内侍在赵祯跟前谗言，因此范仲淹被贬。

而因此事，也拉开了朝堂上以范仲淹与吕夷简为首的两方派系之间的斗争，史称“景祐党争”，最终以范仲淹失败被贬出京结束。

不过这并不是范仲淹仕途的结束，毕竟范仲淹才华出众，且军事才能也十分了得，公元1040年西夏李元昊率兵进犯宋境，边事吃紧，宋仁宗不得不召回范仲淹，令他戍边西北。

其后因战事连绵，赵祯欣赏范仲淹的军事才能，不断加封。此时的范仲淹，就算是朝中有看不惯他的人，也奈何他不得。

就算宋仁宗依旧不太喜欢范仲淹的秉公直言，但对范仲淹的欣赏也能弥补这些不喜了。就连范仲淹生病之时，宋仁宗也亲自慰问，时常派人送药；到范仲淹病逝后，仁宗嗟叹哀悼许久，又时常派人慰问照顾范仲淹的家人。

范仲淹下葬之后，宋仁宗亲自题写范仲淹之墓的碑额为“褒贤之碑”，加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后经屡次加赠为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追封楚国公。

范仲淹一生，严于律己、兴建学院、兴修水利、剔除弊政、戍边卫国，总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范仲淹从来不是说说而已，他的一生，都为这句话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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