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神秘的风水学，曾国藩虽多次说过不相信，实际生活中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敬畏。

据现存文献记载，曾国藩与魏源没有见过面，而且从无书信来往，曾国藩称其为朋友，是因为读过魏源绝大部分著作并受其影响很大，完全称得上文友和书友。咸丰九年十二月初十，曾国藩在日记中记录了一段谈话，对魏源迷信风水很是吐槽了一番。

曾国藩显然错怪了魏源。

吐槽魏源迷信风水

咸丰九年（1859）十二月初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录了一段谈话，对魏源迷信风水很是吐槽了一番：“与牧云鬯谈家事。沅弟改葬先考妣，本系买定夏家之地，而临开穴时，乃反在洪家地面。洪家之索重赀（资），有由来矣。大抵吉地乃造物所最閟惜，不容以丝毫诈力与于其间。世之因地脉而获福荫者，其先必系贫贱之家，无心得之，至富贵成名之后，有心谋地，则难于获福矣。吾新（应为‘亲’）友中，如长塘葛氏阮（应为‘既’）富后则（应为‘而’）谋地，金兰常氏既贵后而谋地，邵阳魏默深既成名后而谋地，将两代改葬扬州，皆未见有福萌（应为‘荫’），盖皆不免以诈力与（漏一‘于’字）其间。造物忌巧，有心谋之则不应也。”

牧云即欧阳牧云，大名欧阳秉铨，也写为欧阳柄铨，字牧云，曾国藩内兄。这段话基本表明了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他并非完全不信风水，只是认为富贵成名之后，再去刻意谋求所谓的风水宝地，往往白费心机和钱财，因为“造物忌巧，有心谋之则不应也”。

之所以说曾国藩也信风水，或者说他对风水保持着一定的敬畏，是因为咸丰八年（1858）复出带兵后，在《致澄弟沅弟季弟》信中，曾明确主张父母的坟墓必须改葬，并指定曾国荃全权负责，曾国潢不可固执己见。

此前的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父亲在老家去世，曾国藩也从江西战场赶回故乡守制。谁想当年闰五月在二十四都周璧冲山内安葬父亲之后，曾家诸事不顺，第二年弟弟曾国华又战死安徽三河，乡间自称懂风水的人于是说“周璧冲有凶煞”，曾国藩也就坚决主张改葬父母。后来他还特意安排“极善看地”的陈鼐专程去湘乡老家看地。对风水学说如果不心存敬畏，自然不会这样做。

与欧阳秉铨畅叙时，曾国藩还说到了父母改葬时发生的一个意外事件。原来曾国荃在二十九都买下的台洲猫面脑墓地，是从夏家购得，临到开挖时，却发现是洪家地面，洪家因此坐地起价。通过一番周折，事情虽然基本摆平，但洪家仍有怨言。

举例证明自己观点

与内兄畅所欲言谈完家事之后，曾国藩又举了亲戚朋友中的三个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长塘村位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距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几里地。葛氏是当地富室，代表人物是葛大宾，字兴森，号寅轩，不仅做过曾国藩父亲老师，而且孙女嫁给了曾国藩弟弟曾国华。咸丰七年曾国藩在家丁忧期间，曾作《葛寅轩先生家传》，重点介绍他如何教书育人和孝顺长辈。

金兰虽属衡阳府管辖，却与曾国藩第二故居黄金堂毗邻，两者距离也不远。金兰常氏家族出了个远近闻名的大贵人，就是担任过湖北巡抚的常大淳。常氏与曾氏家族也有婚配，也是亲戚。

葛、常两家都是富贵之后为祖上寻觅吉地，迁葬之后不仅没有带来福荫，而且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太平军攻破武昌时，常大淳全家遇难。

与葛、常两家不同，邵阳魏源是读书写文章出了大名并中了进士之后，才将祖上两代迁葬扬州（系曾国藩误信误传），但他终其一生只做到县级州高邮州知州，不久还因迟误文报被免职，所以曾国藩也说没有得到福报。

据现存文献记载，曾国藩与魏源不仅没有见过面，而且从无书信来往，曾国藩称其为朋友，是因为读过魏源绝大部分著作并受其影响很大，完全称得上文友和书友。

曾国藩错怪了魏源

常家和葛家富贵之后为祖上寻觅吉地一事，是否真如曾国藩所说，笔者没有考证，但他说魏源成名之后，特意将祖上两代迁葬扬州，则与事实不符。

据魏源年谱记载，魏源父亲叫魏邦鲁，历任江苏嘉定、吴江、宜兴等地巡检和宝山水利主簿等职，道光十一年（1831）七月病逝于宝山（今属上海）。临终嘱咐：“如贫不能归邵阳，可家于江苏。”于是将灵柩暂时停放在苏州金姬墩（距虎丘两里地）。

此前魏源或在家乡，或在北京，或在江苏，此后定居江苏。

早在道光五年（1825）前后，魏家即在南京乌龙潭附近买房居住，自称湖干草堂，即如今龙蟠里的“小卷阿”故居。道光十五年（1835），因母亲“陈太恭人春秋高，思所以尽其欢”，魏源又“买园于扬州新城，甃石栽花，养鱼饲鹤，名曰‘絜园’”。

扬州是当时一线城市，能在这里购置花园洋房奉养母亲，是魏源经营票盐赚了钱。陈世镕《与魏默深书》专门提到了这一点：“中间接足下书一，萧梅生书一，刘子玉书一。梅生言：足下盐利大获，在扬州买宅，居然与富商等，子玉亦云。”

道光十二年（1832），两江总督陶澍在魏源等人协助下，首先在淮北盐区改行票盐制，大小商人只要向官府交纳一定盐税，官方便发给盐票，凭盐票可以自由买卖食盐。魏源大获盐利，莫非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所致？

金安清在《水窗春呓》中证实了这一点：“淮北改票之始，一年三运，利至倍蓰，其空手挂号者皆得巨资，遂改为验赀，集银至八百余万。而验赀之中又有以借银充数者。票贩中有五虎之目，魏默深（魏源）、范吾山（范玉琨）皆其一也。”

魏源

陈世镕提到的萧梅生，大名萧令裕，江苏淮安人，一生主要在淮安榷关、广州海关等机构担任文案工作。淮北盐纲变法时，因工于心计，综核有劳，按例得到盐运使经历，但尚未上任即去世。他是晚清著名思想家，也是魏源朋友，其著作对魏源启发影响很大。

《水窗春呓》作者之一金安清号眉生，浙江嘉善人，古道热肠，交友广泛，熟悉古今掌故及盐漕河务，官至两淮盐运使，与魏源同官日久并相识相知。咸丰六年（1856）魏源去西湖参加“湖舫延秋会”，就是金安清邀请的，第二年魏源在杭州病逝那天，只有金安清陪伴身边，后事也由金安清和魏源侄子魏彦共同处理。

道光十八年（1838）六月五日，魏源《致柘农（贺熙龄）信》稿之一，也承认自己经营票盐，开头获利甚丰，后因时间和精力不集中，又不懂经营，所以获利甚微甚至亏了本，最后与一位精明商人合伙经营，生意才像过山车一样再回巅峰：“承别纸俯询淮北票盐情形，此事试行一二载之初，原有倍利。其时源以不谙事之书生，又无将伯之助（将，请；伯，长者。此句意为没有请能人和内行协助），且游山相地之日分身，大半未能亲手经理，以致连年负累，几于身家荡尽。两岁以来，始觅一心计之友湖北徐君与之合办，一切交其握算。而源以身往来其间，始有把握。”

魏源有钱后，才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前后葬父亲魏邦鲁于荆溪大贤山。

荆溪是宜兴古称，魏邦鲁生前曾在此工作并留下口碑：“嘉庆初，（魏邦鲁以巡检）分发江苏，历署嘉定诸翟司、吴江平望司，力行乡约，平争讼，课生童，皆著廉惠。在荆溪张诸（渚）司、海州惠泽司尤有名。”

魏源《邵阳金滩（潭）魏氏二修谱序》详细说明了安葬父亲经过：“吾先考宝山主簿公卒于任，贫不克归，遗命留窆（墓穴）。初无所择于何地也。越十年，而源卜地于阳羡（宜兴古称）山中，则张渚之民来言曰：昔魏公分司吾镇，有惠政，吾等已上其事于邑，载入《荆溪名宦志》矣。今闻魏公葬地未卜，曷彷（仿）朱邑啬夫葬桐乡故事乎？于是举其大贤山之吉地以赠以葬，是故见吴民之厚，而先考所以去乡之故，其可告无罪于祖宗矣。”

“朱邑啬夫”是说汉宣帝朝大司农朱邑年轻时做过地方基层官吏。朱邑是庐江舒人，在桐乡啬夫（汉代负责司法和赋税的基层官吏）任上，清正廉洁，爱民惠民，深受桐乡民众爱戴。古人讲究落叶归根，朱邑临终前却对儿子说：“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死后，家人遵嘱将其葬在桐乡西郊之外。

可见魏源父亲当年在宝山去世后，是因为家贫不能送回邵阳，十年后魏源手头宽裕了，又有张渚民众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才得以安葬在荆溪大贤山。

道光二十六年（1846）夏天，魏源母亲陈太恭人去世，灵柩也没有送回邵阳，而是两年后就近安葬在江苏句容县龙潭莲山。同年，魏源将父亲魏邦鲁迁葬到江苏上元县蛾眉岭。办妥父母葬事后，魏源觉得母亲墓旁有块地的风水好，就从湖南邵阳将祖母匡太恭人迁葬过来。

句容是镇江属县，上元是南京属县，后并入江宁县，两者均在江南，都不归江北的扬州府管辖。

魏母去世前，魏源在扬州府东台县做代理知县，母忧去官后，继续在扬州居住，一心一意修订《海国图志》。他将父亲从宜兴迁葬南京，将祖母从邵阳迁葬镇江，不排除有风水方面的考虑，但更可能是方便后代扫墓。

道光二十八年（1848）安葬母亲及迁葬父亲和祖母时，魏源在扬州居住，这是事实，但并未将祖上两代迁葬扬州，这也不假，曾国藩显然错怪了魏源。

可能与信息不对称有关。曾国藩和魏源终身没有交往，有关对方的信息都是来自他人传播，传来传去难免变形走样。

风水宝地确实可遇不可求

其实，要说风水宝地，宜兴大贤山还真谈得上。魏邦鲁葬于此地三年后，魏源就幸运地考取进士并进入政界。此前二十多年，他虽多次进京参加会试，但都名落孙山，真是折腾得够呛。魏源是道光二年（1822）考取举人的。

然而，道光二十八年迁葬父亲和祖母后，魏家不仅没有喜事发生，而且咸丰三年（1853）三月魏源即被撤职。此后几年，他避世潜修，并于咸丰六年出游杭州，暂住僧舍，思想日趋消极。第二年三月初一日病逝杭州时，妻儿老小不在身边，死后也未能归骨。魏源之子魏耆后来写作《邵阳魏府君事略》时，说魏源“既卒，以生平爱杭州西湖，遂葬于南屏之方家峪”。那是自己安慰自己的话。

当年十月三十日魏源夫人严氏去世后，葬在江苏省句容县龙潭镇龙蟠山，与婆婆和祖母的墓地毗邻。葬在杭州的魏源，几年后却被毁墓，原因一直不明不白。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率湘军打下杭州后，捐资重新修葺。

曾国藩虽然错怪了魏源，但他说的“世之因地脉而获福荫者，其先必系贫贱之家，无心得之，至富贵成名之后，有心谋地，则难于获福矣”，与魏家事实倒是完全相符。可见风水宝地确实可遇不可求。

作者：眭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