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废相

在明朝的权力中枢，宦官是“皇帝的代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和把握明朝废相之后专制集权的走向，可以发现许多饶有兴味的问题。

明朝废相，是在公元1380年，即明朝洪武十三年。

在中国历史上，类似于后世宰相的权力很早就出现了，诸如“尹”、“冢宰”、“大宰”等名，皆为国家行政官之首。春秋战国时期，此类职位又以“相”、“丞相”、“相国”之名出现，或称“执政”。

秦统一后，历朝皆设宰相一职。汉武帝虚置相职，而将相权基本纳入内廷。从此，历代总是通过对相权的分解，以增强皇权对中央行政的控制力。但是，作为中央行政的中枢，相权始终是存在的。

而明朝废相之后，这一历时数千年的宰相制度便不复存在了。

皇帝兼职宰相？

然而，废相之后，明太祖并没有真正废掉相权，而是一身而兼二任，既当皇帝，又当宰相。

那时候，明太祖朱元璋平均每日要处理两百多份文件、四百多项事由。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不得不命令臣下把所有的奏章都写得短而又短，并规定了统一的格式。他还设立了殿阁大学士制度，让一些读书人跟随左右，随时咨询顾问，以解决阅读上的困难。

但他严禁大学士议论朝政，以防他们干政。对于历史上的宦官和外戚干政，他深恶痛绝，再忙也不让这些人插手。

凭着自己的威势和治政经验，朱元璋大致可以将“日理万机”做得不差。然而，这种一身而兼二任的办法，却让继位的皇太孙建文皇帝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年轻的皇帝难免贪睡，上早朝晚了，就会有大臣进谏，说朝政被耽搁了，要求他能像太祖皇帝那样，天不亮就起床，太阳未出就朝见群臣。碍于祖训，建文并不敢恢复宰相制度，却将六部的权力进一步加强。

以至于后来篡位的叔叔、明成祖朱棣指责他：“欲将部官增崇极品，掌天下军马钱粮，总揽庶务。虽不立一丞相，反有六丞相也。”

设立内阁

但是，建文再怎么加强六部的权力，都不可能弥补作为中央行政中枢的相权的缺失。实际上，建文即位后，即召方孝孺“参预机务如内相”。

1402年，当朱棣的军队攻占京城时，发现建文已在内廷设立了内阁机构，并备有特制的文渊阁印。这与他的祖父只以殿阁大学士随从顾问的情况大不相同。

方孝孺主张君、相分权，恢复古典的冢宰制度。而比方孝孺更长一辈的明朝开国文臣刘基，也非常强调丞相制度的重要性。他曾把后世分解相权的做法，比喻为把不成材的“小木”束在一起充作栋梁之材，是撑不起中央集权这座政治大厦的。

如果不是朱棣篡权成功，方孝孺、刘基关于相权的主张，是否会影响明朝政治体制的走向不得而知。

明成祖篡位后，尽管对建文时期“变乱法制”的做法一概“革除”，却悄悄地保留了建文时期设置的这一“内阁”，并立即召文臣入阁参预机要，开始改变原来由皇帝兼任宰相的做法。由此，相权开始融入皇权，成为明朝的皇权一部分。这与刘基和方孝孺的想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明太祖朱元璋禁止宦官议政，为此还立下不许宦官读书识字的规矩，将严禁宦官干政的命令铸成铁碑立在宫中。在他看来，宦官的事情就是宫中杂役，或者奉使传令。但是，既要用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又要防止皇权沦于权臣之手，其最方便之法门，就是让宦官与阁臣对掌机要。

重用宦官

明成祖在位时，宦官开始大量地受到重用。《明史》上所谓“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的讲法，大致是不错的。无独有偶，朱棣借口“训女官”，下令让已有子嗣的学官，自愿净身，入宫教书，破了洪武皇帝不许宦官读书识字的规矩。朱棣的“好圣孙”宣宗即位后，则干脆在宫中设立“内书堂”，“专授小内使书”。这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显然，要重用宦官，则不得不使他们具有相当的文化知识。

明朝宦官接触朝廷机要，是从文件收发上开始的。

朱元璋于废相前两年，即洪武十一年，曾下令“奏事毋关白(禀告)中书省”。从那时起，京官奏事，一律改由“皇极门(后称会极门)实封奏闻”，而不再通过中书省。

此外，明朝地方官的奏疏，原本汇集中书省，但自洪武十年朱元璋设通政司后，若非事涉机要，即由通政司直接送往六科。

六科是皇帝监督六部行政的机构。朱棣在位时，命令通政司：“凡书奏关民休戚，虽小事必闻，朕听受不厌倦也。”

越来越多的奏疏要直达御前，宣宗时就设立了文书房，隶属于司礼监(洪武十七年设置)，统一汇集内外官奏疏。

文书房的另一项任务，就是登记、整理和抄录往来文件，而由司礼监呈递御前。

司礼监掌握着最充分、重要的信息，又服侍在皇帝身旁，帮皇帝跑腿办事，传递信息，俨然是“皇帝的代表”，最适合用来制约、压制内阁，其权力和地位于是迅速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