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和内阁开创嘉靖新政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提高了以阁权为代表的官僚集团的权力，正如史书所说的那样：

“至嘉靖间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凡一时政治得失皆视其人为轻重。”

杨廷和，成都市新都人。明朝中期著名政治改革家，文学家杨慎之父。历仕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

阁权也就是历代的相权。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相权与皇权是统治阶级中两股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它们之间虽有共同的阶级基础和一致的阶级利益，但也有不同的集团利益和政治态度。

嘉靖新政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正是这一矛盾的表现。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皇权是中央集权的化身。秦汉姑且不论。隋唐重新统一，建立起中央集权强大的帝国，造成了高度繁荣昌盛的封建文明。

但是，唐代开元、天宝之际皇权衰微，发出了历时7年的安史之乱，从此唐代由盛而衰，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割据长达200年，多时有四十几个，以致史称

“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

人民遭受兵祸战乱，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至北宋时宋太祖以“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解除藩镇兵权，建立起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才结束了极端动荡的局面，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社会臻于稳定。

因此，对于皇权必须历史地进行分析，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明太祖朱元璋，出生于安徽凤阳 。明朝开国皇帝（1368年—1398年在位），年号“洪武”。

明代处于封建社会晚期发展阶段，明代的皇权与以往各朝不同。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亲身参加了元末农民大起义，对官僚制度的利弊有所认识。

他认为元朝统治结构中的毛病是

“委任权臣，上下蒙蔽”

成为元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作为官僚制度核心的相权，持十分警惕的态度。

他认为

“设相之后，臣张君之威福、乱自秦起。宰相权重，指鹿为马。自秦以下，人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从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共故在擅专威福。”

帝王的思想与其他阶层任何人的思想最大的不同在于，一个握有最高权力的皇帝的认识可以立刻转化为改变制度的直接力量，朱元璋将他的思想付诸实践，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相权。

洪武十年六月，令

“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朕前”

“群臣至今大小政事，皆启皇太子处分，然后奏闻”。

洪武十年七月，建立通政使司，职掌出纳帝命，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公文，建立了不经丞相密封奏事的制度。

胡惟庸，安徽人。明朝开国功臣，最后一任中书省丞相。因被疑叛乱，爆发了胡惟庸案，后被朱元璋处死。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利用胡惟庸谋反案，取消丞相与皇帝分庭抗礼的法定地位，诛杀胡惟庸及其他功臣、官吏15000余人，并且，

“诏罢中书省、升六部官秩。仿古六卿之制，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

宣布：

“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

朱元璋提高了六部的职权，以六部尚书分担丞相的中枢政务权限，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从而把各种权力集于一身，排除了宰相擅权的可能性。

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把明初的政治体制进一步制度化，规定以后嗣君不得再立丞相。明太祖建立的统治是一种绝对君主专制，其特点是皇帝高度集权，皇权空前强大。

皇权尽可能突破任何制约，表现出无限膨胀的趋势。

《皇明祖训》是明太祖朱元璋主持编撰的明朝典籍。内容是为巩固朱明皇权而对其后世子孙的训戒。

朱元建立的绝对君主专制，终明之世没有发生过动摇。在明代前期，由于新政权处于初创阶段，还没有完全巩固，外有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内有豪强大地主的崛立，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皇权来整顿社会秩序。

调解社会矛盾，以便组织生产，恢复经济，可以说，这种时势为皇权的扩张提供了可能，社会为皇权的发展敲开了大门。

但是，连朱元璋也感到

“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

从而在洪武十五年仿宋制从翰林院选调官员，加给殿阁大学士衔，令其执掌草拟诏谕，充当皇帝顾问。

成祖时，命翰林院侍读、编修、检讨等文学侍从官员入值文渊阁，成立内阁，从此内阁得以参预机务。

明代中叶以后，政治、经济条件有了很大变化，皇帝独揽大权已不太可能，统治阶级中的官僚集团希望更多发挥作用，实行阶级专政。

宣宗时常令六部尚书兼大学士衔入阁办事，内阁大学士身为尚书，使阁权渐重，官僚势力也逐步上升。

明世宗朱厚熜，明宪宗朱见深第四子兴献王朱祐杬次子，明孝宗朱佑樘之侄，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

英宗时大学士多为几朝元老，皇权一度受到阁权、部权的制约，比明初相对降低。世宗时杨廷和开创新政，选迎藩王世子入继大统，抑制宦官势力，内阁权力一度高涨，世宗称杨廷和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就是明证。

这时甚至发生了内阁连续几十次封驳世宗诏旨的事，实属前所未有。

兴献王世子朱厚熜既然当了皇帝，当然不能坐视皇权衰落。一方面，他要驾驭百官维护统治，另一方面，又要钳制臣僚保持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因此，在羽毛丰满之际，他利用了一个本来并不应当成为很大问题的事情，与相权展开决战。

这就是大礼之议。

朱祐杬，明代宗室、藩王，明宪宗朱见深第四子、明孝宗朱祐樘异母弟、明世宗朱厚熜之父。母邵宸妃，妻为蒋氏

围绕着大礼之议，明世宗为代表的皇权和杨廷和为代表的儒生官僚，分为两大阵营，前后争论了10多年，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世宗以血腥镇压实现了自己的主张，酿成嘉靖朝最大的政治案件。

大礼议并非礼文末节之争，而是皇权与阁权的一次有决定意义的较量，斗争的高潮持续了3年，最后世宗以刑罚来解决君臣之间的冲突，初步途成“威柄在御”的局面。

世宗为兴献王朱祐杬的长子，由杨廷和内阁选为皇位继承人。谁一旦当上皇帝，就有了君临天下的权力，随之产生了不受臣民约束的绝对意志，这种皇帝的不受任何约束的个人意志，可以称之为皇帝意识。

大礼议是皇帝绝对意识的发萌而演成的政治冲突。不少人把大礼议说成是世宗个人虚荣心导致的礼节之争，实在难以苟同。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世宗下令礼官集议如何崇礼其父兴献王的典礼。礼部根据杨廷和指示议定：以孝宗为皇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祭告上笺称侄，署名。世宗不以为然。

明孝宗朱祐樘，1487年－1505年在位，年号弘治，明朝第九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第三子，生母为孝穆纪太后

七月，观政进士张璁上疏迎合帝意，提出

“今日之礼，宜别为兴献王立庙京师”

世宗遂对杨廷和等说：

“今尊父为兴献皇帝，母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

杨廷和等坚持再三，直到九月，不得已作了一些让步，草敕下礼部：

“圣母慈寿皇太后懿旨，以朕缵承大统，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

但拒不接受称世宗生父为兴献皇帝。十二月，世宗下御札令礼部称兴献王为兴献皇帝，杨廷和封还御礼，婉言拒绝。

从正德十六年四月到十二月，杨廷和为议大礼事

“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凡十三疏，帝常忽忽有所恨。”

回杨廷和封还御礼，行使了内阁的封驳权。阁臣对于皇帝的诏旨敕令，认为不合事宜，不便下达，可以封还驳回。西汉的丞相首掌封驳权。

唐代门下省为正式封驳机关。宋代中书舍人兼掌封驳。明代则六科给事中掌封驳。制度是一回事，实际执行是另一回事。

孝成敬皇后张氏，河北省沧县人，曾祖张迪，祖张绶，父张峦，母金氏，明孝宗朱祐樘的皇后，明武宗朱厚照生母

皇权扩张，臣僚的封驳权则有名无实。杨廷和敢于接连不断地封还御批，充分表明内阁权力的提高，已到达了足以与皇权抗衡的地步。明世宗怎么能心甘情愿当傀儡？

在这一阶段，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核心的官僚集团联合孝宗后张氏通过尊崇孝宗为皇考，尽量约束世宗的个人意志，以此表明他们的政治影响和行政权力。

借以维护先朝顾命大臣的地位，力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能够像在武宗死后总揽朝政的几个月中那样继续发挥主导作用。

而世宗则要通过尊崇亲生父母来表明皇帝个人意志的随意性，恢复皇帝在国家一切事务中的绝对专制权力。当时由于阁权势重，皇权还处在逐步上升的地步，因此双方对议礼一事分别作了一些让步，达成妥协。

势均力敌的均衡局面没有维持多久。明世宗亲政之后逐步运用最高统治权力，压抑官僚势力。嘉靖三年正月，杨廷和终于被迫辞职。与此同时，迎合世宗以求高迁的中、下级官吏重新又聚合起来，再次议大礼。

嘉靖二年十一月，张璁在南京与南京吏部主事桂萼合谋上疏，要求世宗

“循名考实，称孝宗日皇伯考，兴献皇帝日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

世宗深以为然，说这是关系到天理伦常的大事，下令群臣集议可否。

桂萼，江西省余江县人，明朝中期名臣，地理信息学家，官至内阁首辅。

吏部尚书乔宇和新任礼部汪俊等率领大多数朝官坚持杨廷和的主张。世宗大怒，给其中言词激烈的科道官50多人扣上“朋言乱政”的罪名，“俱夺俸”。

汪俊等人只好让步，提议

“于兴献帝、兴国太后上各加一‘皇’宇，以备尊称。”

世宗对此并不满足，他看到朝臣中缺少为君所用的得力干将，使调张璁、桂萼入朝为官。

并在嘉靖三年下令加称父母为

“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母章圣皇太后”。

这一阶段，随着杨廷和去任，朝臣势力有所下降，皇权明显上升，但是内阁的势力仍然坚挺。

蒋冕替世宗拟撰册文，世宗想删去“本生母”三字，蒋冕力言不可，二次封还御批。因此，世宗采用行政和刑罚两种手段调整了两派的力量，开始用强制手段推行自己的主张。

嘉靖三年七月，张璁、桂萼二人进一步提出去掉“本生”二字的主张，并建议世宗追究“礼官欺罔之罪”，世宗召集朝臣至左顺门，下诏去掉“本生”二字，激起一场轩然大波。

朝臣纷纷具疏反对。七月十五日，200多名朝臣跪于左顺门请求世宗收回成命，企图造成一种压力，限制皇帝的个人意志。

协和门位于紫禁城外朝中路、太和门东侧廊庑正中。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初名左顺门。

对于朝臣来说，他们要维护封建正统观念，保持适当制约皇权的局面，希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体现出统治阶级的群体意志，以

“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的气概与世宗抗衡。

他们高呼“高皇帝、孝皇帝”在天之灵，以太祖和孝宗的威名压抑世宗，

“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廷。”

大有势不可挡、志不能夺之状。

世宗面临着这一挑战，不甘示弱，借议礼之事打压朝臣的势力，树立个人的绝对权威。

七月十五日中午，世宗令锦衣卫逮捕134人下诏狱，何孟春等86人听候处理。七月十七日，世宗不经法司审讯，直接作出处理决定，为首的8人拷讯编发充军，其余四品以上官员俱夺俸，五品以下官员处以杖刑。

《大明王朝1566》剧照，明代杖刑

先后杖官员180多人，因杖致死者17人。左顺门事件后，反对派被镇压下去，世宗生父尊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孝宗改称皇伯考，孝宗后为皇伯母，不再提什么“本生”二字了。

虽然以后关于如何祭祀世宗生父之事又有过几次议论，但皇考的名分自此确定。

嘉靖七年，世宗颁发丁一部《明伦大典》，肯定共议大礼的成果，并同时对议大礼中反对派官僚的首要人物进行清算，六月初三日，颁发了《初定大礼行罚敕》，历数杨廷和等人罪状，并作出处罚。

明世宗宣布杨廷和内阁及其他反对尊奉兴献王的官员，犯有欺君之罪，点出了大礼之议中反对派的要害。

皇帝身为至尊，居然被内阁几十次封驳诏敕，并且有无数的奏章批评他的举动，他怎么可能处之泰然，听之任之，放任阁权不断扩大？

“制胁君父，定策国老以自居，门生天子而视联”

这可以说是明世宗的切肤之痛。如果不是因为在杨廷和的包揽之下登上皇位，明世宗决不会让杨廷和保住首级。

《明伦大典》是明嘉靖七年有政府官方刊布的史书。该书历经4年，编纂过程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

将杨廷和革职为民，以示宽大为怀，并报他拥戴之功，这也是明世宗策略上的高明之处：只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牢牢地掌握了最高统治权力，留下杨廷和也无碍大局。

明世宗确实精于心计，他能在短期内夺回朝廷大权并非只靠皇帝的权威，也有赖于他个人的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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