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和纳粹的罪恶罄竹难书令人发指，他们对无辜百姓的暴行已经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果现在还有人为法西斯招魂或者支持老的、新的纳粹，就是对人类文明的背叛。

法西斯的残暴甚至让曾经支持他们的人觉醒，纳粹党徒辛德勒就是其中之一。辛德勒无力反抗纳粹，便用自己的方式拯救下1000多名犹太人。

辛德勒倾家荡产贿赂纳粹官员，以生产军火的名义将这些犹太人置于自己保护下，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使他们免于被送进死亡集中营。在辛德勒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比起德国纳粹，日本法西斯在残暴方面只有过之而无不及。1937年底的杭州，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撤离，已经变成一座不设防城市。钱江大桥被国民党军队自行炸断，使杭州市民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淞沪会战失败后，杭州已经在11月和12月组织过两次大疏散，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播到杭州，进一步加剧了杭州市民的恐惧，纷纷逃出这座即将被日军占领的城市。

人口从平时的60万下降到不足10万，剩下的人或者故土难离，或者无力远行。当国家没有能力抵御外敌时，小民便是侵略者砧板上的鱼肉，只能听天由命。

12月24日清晨，日军铁蹄分三路践踏入杭州，这座古都变成了一座死城。有人留下了这样的词句：“杭州城内万户阖然，行人绝迹，街巷通衢，满布防御品。而西子湖上画舫笙舟，亦尽沉水底……”

日军没有像在南京那样大肆屠杀，但整个城市的生杀大权操弄在日本兵的手上，他们对待中国人如同牲畜一般，可以随意抢劫、奸淫、放火、杀害。这一切不需要任何理由，完全是出于他们的野蛮和暴虐。

在杭州近郊的乔司镇，日军屠杀了1300多名群众，史称“乔司大屠杀”。在午潮山，日军又集中屠杀了手无寸铁的400多名无辜群众，“午潮山惨案”。

据战后的调研报告：抗战期间，杭州全市伤亡近5.5万人，其中致死31859人；因强奸致死、致伤的妇女，共达2500人；全市房屋被毁累计达22万多间，其中城区毁损房屋为28018间。

诺大的杭州城几乎没有一块中国人的安全之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却给很多中国人带来了一线生机。洋人在中国有特权，日本侵略者不愿意引起列强干涉，没有侵犯列强们的产业，故而保留下几块小小的安全区。

正因为如此，杭州才有机会涌现出类似“辛德勒”这样的义士，庇护中国民众免遭日军侵略军的毒手。据统计，杭州“辛德勒”至少收留拯救了2.5万名难民。

日军刚刚进城的几天最为混乱，日本兵肆意劫掠杀戮，毫无军纪可言，很多杭州市民为了躲避暴行，纷纷逃向外国人开设的医院、学校和宗教场所。

其中包括英国人开办的广济医院、法国人开办的仁爱和仁济医院、教会办的蕙兰中学和弘道女中、基督教青年会和天主堂等等。由于日本人普遍信佛，灵隐寺等佛庙也有幸未遭袭扰，成为中国民众的避难所。

蕙兰中学是当时城里最大的避难所，时任校长是美国传教士葛烈腾。这位美国人的性格就像他给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一样，充满着升腾的烈焰，毅然站在狂暴的日本侵略者面前。

蕙兰中学是教会出资兴办的学校，现在已经改名杭州二中。由于日军空袭杭州，蕙兰中学已经在11月份迁往城外，葛烈腾与几名职员留下来守护校内财产。

没想到，空荡荡的校园由此成为一个避难所，庇护了1万多名落难妇女，养活2000多名战争孤儿。当杭州城被严密封锁，许多家庭濒临断粮的情况下，葛烈腾校长想尽办法弄来粮食，救助了5000多户家庭。

瞿恭生是蕙兰中学附近的米店老板，日军进城后，他的几个孩子都躲进蕙兰中学。葛烈腾校长向瞿老板买米，随着难民数量急剧增长，买米的花费日益增加，瞿老板见学校的经费越来越紧张，便主动捐米捐钱，帮助学校渡过难关。

葛烈腾校长大为感动，专门在学校图书馆前给瞿老板拍了一张全身照，作为对义举的感谢。这张照片也成为瞿老板生前唯一的照片，80多年后，瞿恭生的孙子把这张珍贵的照片拿出来，以表达对葛烈腾校长的感激之情。

1944年，葛烈腾校长写下一本回忆录《HeavenBelow》，中文名《人间世》，详细记录了他在抗战期间的所见所闻，并伴有一万多张老照片，是一本历史价值极高的文献，能与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拉贝日记》相比肩。

“在蕙兰学校的校园里，有好几种不同的救济工作还在继续进行着，并且每天都在扩大，我们的重点越来越放在对儿童的照顾上。昨天我发现街上躺着一个大约16岁左右的孩子，已经饿昏过去了，他6岁的弟弟坐在一边哭。

一大群人带着怜悯的神情在一旁围观，但是没法帮助他。他们连自己都吃不饱。当然，我不得不把这两个孩子带到了学校。另一个患病的5岁小孤儿在街上乞讨，也被我们接收了。”

这些是葛烈腾校长的回忆，他竭尽所能地帮助绝境中的中国人，尤其是妇女和孩子。这位美国人摒弃了种族、贫贱等世俗观念，他的良知挽救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值得中国人民永远铭记。

在苏达立院长的自传《从教会医院到集中营》里，通过他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日军所犯的累累罪行，向全世界揭露了他们的野蛮和嗜杀。

总干事田浩征还是一名大律师，在杭州享有声誉。在他的主持下，广济医院在沦陷后仍坚持医治中国伤兵，牺牲战士的后事也得以妥善安置。直到1939年6月，田浩征才把最后一批伤兵转移走，没有落入日本人之手。

苏达立院长是剑桥毕业的医学博士，也是红十字会的秘书长，不仅亲自医治、救助了许多伤兵，还率红十字医疗队深入乔司等被日军屠杀的地区。

苏达立院长发现在没有外侨居住的小村镇，日军完全像野兽一样残忍，肆无忌惮地屠杀中国百姓，甚至毫不掩饰他们的罪行，只留下满地的死尸和废墟。

在苏达立院长的自传《从教会医院到集中营》里，通过他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日军所犯的累累罪行，向全世界揭露了他们的野蛮和嗜杀。

杭州即将沦陷时，苏达立院长是有机会撤离的，国民政府准备了专车供英美法等国人士离开，但苏达立院长出于医生的责任心，以及红十字会的理念，坚持留在广济医院。

日军杀入杭州城，到处都是哭喊声和求救声，苏达立撇下院内工作，带着红十字救护车，奔走于杭州街头，到处扶伤救难，利用自己的身份抢救下很多中国人，即使面对日本侵略军也毫不退缩。

1939年伤员救治工作暂时结束后，苏达立院长启程回英国探亲，没过多久便告别妻儿，孤身一人返回中国，与田浩征共同主持广济医院，救治更多的中国难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将占领区内西方人统统列为敌人，苏达立院长更是被以“医治中国伤兵”的罪名送进集中营，广济医院也被日军强行征用。

1945年抗战胜利，苏达立重获自由并再次担任广济医院的院长，继续为杭州市民服务。解放后，苏达立在1952年将广济医院完整地交给人民政府，自己返回了英国，后又到香港行医，心里始终牵挂着中国人民。

田浩征选择留在祖国，为新生的人民政权服务，这次告别即是永久，但他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苏达立与田浩征两位义士分别于1970年和1968年去世，田浩征之孙田建钧正在联系苏达立的外孙，还有当年很多义士的后代，以缅怀先辈们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

除了葛烈腾、苏达立、田浩征以外，之江大学的明思德校长、仁爱医院的梅占魁、玛瑙寺的主持本性、玉皇山收容所的李理山、红十字会的司库万克礼、高会督等人，都参与了救助杭州难民的行动。

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杭州的“辛德勒”们用自己的身躯为中国难民们点亮了一丝光明。对于每一个接受庇护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就是生存的希望。

纳粹和法西斯为什么遭到全人类的痛恨？因为他们泯灭了良知和人性中善的一面，却无限放大了恶的一面。任何为了政治目的而纵容纳粹思想的行为，都将受到历史的审判和惩罚。

幸运的是，即使在法西斯的残酷统治下，始终有人坚持内心的善良，不计回报地拯救生命。“辛德勒”不止德国有，南京、杭州也有，还存在于更多的地方，只是暂时不为人所知，发掘他们的事迹，让世人牢记那段历史以及人性中的光辉，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