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明朝实亡于万历朝，相信是不需质疑的。因为《明史》也这么说。

28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普遍被后世视为明朝趋向衰败的转折人物，然而明朝的覆亡可以全算到他一人头上吗？

明朝这个朝代，夹在元朝和清朝两个时代之间，开国君王朱元璋，再来是燕王夺位、郑和下西洋、东西厂之争，直至最后的吴三桂开边境放女真入关，明朝在世人的印象，很多时候都和宦官有关系，其次便是它的重文轻武，文人政治的极盛期，还有以农立国。

万历皇帝所在的时代，正好是女真族崛起时，他年幼即位，一切都仰赖首辅张居正的主持，而张居正最有名的便是一条鞭法，以及他的标准作业程序。(根据史书记载张居正是个很喜欢编造规则来管理天下的首辅)。

万历十五年，是万历皇帝的政治分水岭，他想册立自己喜爱的郑贵妃所生的儿子当皇太子，却遭到满朝文武反对，而那时张居正已死。万历皇帝也想有番大作为，却被传统礼教、道德规矩所束缚，搞得他心灰意冷，连死后也不能和自己挚爱的人长眠，万历被那无形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

反对张居正的众多官员们崛起，他们向万历展现张居正不为皇上所见的另一面。看似克勤克俭的张居正，实际上却是骄傲自满，贪污舞弊。在反张派的清算下，张居正被指出利用权势和对皇帝的掌控，在一面打击反对派并巩固权力的同时，也累积了惊人的财富。

这颠覆了万历长久以来对老师的印象，对万历内心的冲击性可想而知，无论是否出自反对派的操弄，都在万历的心中造成了强烈的震撼，无奈他并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决断力对事实作出分辨，只能任由政治角力的浪潮将他冲落，跟着反对派打击那个他曾经尊敬的老师。

万历皇帝开始对张居正产生道德瑕疵上的反感，不仅抄了张居正的家，所有跟张居正有关的人、事、物都遭到牵连波及，这是一场政治斗争，其中也包括了抗倭名将戚继光。

一件件小事仍旧将百官推到了万历的对立面，万历无力反抗，只能以消极的行为来对应窘况，做出无声的抗议。他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荒怠朝政，例如拒绝重要的人事更替、拒绝立皇太子，并走近宦官沉浸于嬉戏游乐。

若从这里来看，万历皇帝确实是个昏君，实属昏庸无能，然而在十五年以前，万历皇帝每每亲临朝政，事事躬亲，体恤臣民减少税负，似乎又是贤君的作为。写《万历十五年》的黄仁宇说，他这本书不是针砭个人的历史价值，而写是大历史，人事虽然更迭，朝代或许不同，但相同的情况却在发生。我们活在现代，对一个人物的评价，有时也单看一时的表现，我们会说这人变了，变得不老实且处处投机取巧，却不问是否有社会环境的关系或因果。

我想读历史书的乐趣就在于此了，就在你看着过去这么久的事情了，却还觉得熟悉，究竟是该高兴于自己的自觉？还是该悲哀于我们一再的重蹈覆辙，而没有汲取教训？

在读世间已无张居正时，我读到的是宽以待己、严以待人，张居正有他的历史功劳，但他私心太过，总是重用自己人，并对异己打压排挤，但他又为了虚名，因而常授意周遭的人代他开难开之口，因而在他死后百官对他的批评似乎是道德，而不是功过。我们周遭有太多这种事，若是真的事情做不好被责骂也罢，但有时就是道德问题，而这种道德却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

“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升级成为道德问题。”

张居正死后，新任的首辅申时行却是忙于平衡百官和皇帝的冲突，所以落得两面不讨好，将国家搞得一团乱。明代重文轻武的情形，受到了唐朝和元朝的影响，因而文人忌惮武官，甚至到了以文驾武的不正常情形。在这种形势下，才会酿出了之后女真八旗统一北方下中原建立清朝的恶果。

这种文官体系一直延续到近代，从减少战争到尽量避免战争，武官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弱势，进而影响到了一个政治的平衡。或许是和平世界已来临，已经不需要再持续增兵或购买军备，但是文武的平衡失调，长久下来所影响的，却是未来的应对能力和人才培养。照这么来看，《万历十五年》当时的文官集团，似乎是更大于宦官乱政，或者这种文官集团的绑架政治，仍然在现代持续上演。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书中所质疑的孔子所说的“仁”是什么？孔子的仁从春秋后塑造了儒家文化，也形成了中国的道德伦理。然而道德伦理曾经多次被质疑和重建，例如竹林七贤的荒诞不羁，或是后来强调行为符合仁德的理学，以及阳明学派的明道救世。

仁一字，是一种道德观，也是种行为模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可仁，也造就了观念上的限制，行为的不允许、思考的不道德。不妨想想，一个可以活在现代社会的“仁”(人)，是何模样？

阅读《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从一个管理学的角度你可以见张居正，从一个社会体制的局限你可以从万历朝的文官系统，探讨系统的稳定和危机感。从古鉴今，其实是有必要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