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由于蓄谋已久，同时认为中国在当时的条件下必定不堪一击，所以提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论调，为了实现自己的狂言，在战争之初，日军调集各路重兵，来势汹汹，大有一举问鼎中原之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初期的日军，因为准备充分，所以淞沪会战之后，国民政府先后丢失了上海、南京等重镇，尤其是南京，当时是民国的首都，丢失了南京，按照当时国民政府的计划，可以将武汉作为抗击日军的中心。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武汉，是全国的经济、军事中心，当年武昌起义就是在武汉三镇爆发的，武汉的地位非常有分量。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上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

但一场保卫战下来，武汉也失守了，此时国民政府所面临的局面非常危急，何去何从？成为了所有中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在一番选择之后，国民政府决定，将国家重心迁往四川的重庆，由此在中后期的抗战史上，重庆成为了民国的陪都，直至抗战的全面胜利。

问题是，在四川这里，有一个重镇的名气和地位比重庆更大，这就是成都。成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四川的经济重心，魏蜀吴时期这里是蜀汉的都城；安史之乱时唐玄宗曾在成都避祸；五代十国时期，成都又是“前后蜀”的国都，有着“天府”的美誉。那么为何将陪都选择在重庆而舍弃了成都呢？有几点关键之处，成都比不上重庆。

第一点，从地理位置上看，成都位于四川盆地的西部，而重庆位于四川盆地的东部，因此在全国地图上，重庆相比成都更居中一些，如果选择成都为陪都，给人一种偏居一隅的感觉，其实这也是成都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给人的一种感觉，前文说过，成都是历史上地方政权割据的好地方，然而想要号召全民抗日，绝不能让人生出偏居一隅的错觉，因而比较之下，选重庆而舍弃成都，更是为了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这股不服输的精神气绝不能丢。

第二点，从城市周边环境看，重庆更有利于抗战的需要。成都有“天府”的美誉，这是其优点，在古代社会，割据成都变能裂土称王；然而现代社会，成都地势一马平川，不利于长期防守；反观重庆，山城的地势，自然能够更持久地抗战，想一想，如果定成都为陪都，一旦成都不保，又该何去何从呢？

最后一点，重庆靠近长江沿岸，有利于运输，运输上的便利，在现代战争中也占据着很大的分量，这一点也是当时成都所不能比拟的。因此综合的结果，是重庆成为了战时的陪都，事实证明，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日军几番出动空军打击重庆，但收效甚微，这让重庆坚持到了抗战的胜利，其历史意义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