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是一个蛮夷化程度很深的国家。从西周时代起，中原的诸侯国就认为秦国是蛮夷之邦，认为它是异类，称之为“秦夷”，说它是“戎狄”。秦“辟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列国开会的时候都不叫上秦国。

确实，秦国在很多地方和中原诸侯国不一样。首先是它没文化，李斯所谓“士不产于秦”，荀子说秦国“无儒”，没有深厚的礼乐文化传统。所以秦国的人才包括商鞅、韩非、李斯都是从外面招聘来的，没有本国培养出来的；其次，秦国不实行嫡长继承制，没有严格的宗法制，“择勇猛者而立之”(《春秋公羊传·昭公五年》)，老百姓生活当中“父子无别，同室而居”(《史记·商君列传》)。所以这确实是一个没啥文化的落后地方。秦国的发展曲线是春秋列国中最为特别的。其他国家的发展史都是一个逐渐中原化的过程，比如楚国，虽然一开始也是蛮夷，但是后来不懈地吸收中原文化，成功地成为一个礼乐之邦，文化非常发达，甚至变得比中原国家还讲究。但是秦国的发展路线与楚国相反，秦国在一开始也曾经努力中原化，但是中间因为一次偶然事件掉了头。秦穆公时，西戎的使者由余前来拜访，两人之间发生了一次对话。

素穆公问：“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中原国家有诗书礼乐，现在尚且乱成一锅粥，你们西戎没有什么文化，治理起来是不是更难啊？由余本是晋人之后，因为投身于西戒而被重用，因此，他非常熟悉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区别。由余笑着回答道：“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我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在由余看来，诗书礼乐，正是中原国家混乱的原因。因为中原文化发展的规律是国家富强后统治者必然骄奢淫逸，下层则以礼义的标准来要求上层，导致国家上层和下层分裂，造成内乱。而草原民族文化则不然。草原地区物质文化不发达，贫富差距也不大，他们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能吃苦，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团结。这一席话说得秦穆公如梦初醒，深以由余为贤，遂聘由余为宾客。从此之后，秦国的立国战略发生根本性变化，它不再致力于向中原发展，而是向戎狄发展，“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吞并了大量羌戎人口，大力吸收戎狄文化之后，秦国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考古发现秦文化中的屈肢葬、土洞墓、茧形壶、铲形袋足鬲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原其他国家没有，但是西北一些少数民族却有。这种吸收是有意识的行为，是为了竞争的需要、生存的需要。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良马成为秦军队的有生力量；与西戎的融合，给秦人的躯体注入更多粗犷和野蛮，决定了秦人狼一样的性格。因此，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独特的。秦国百姓和游牧民族一样，停留在“淳朴忠厚”的半野蛮状态。与中原散漫的农业文明比，秦国文化具有纪律严明、上下一致的军事化作风；“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正在中原国家渐渐废止殉人的野蛮风俗的时候，秦国却变本加厉。考古发现，秦武公死时（前678年），陶葬者66人；秦穆公死时（前621年），殉葬者居然多达177人，创了历史之最。战国七雄中，秦国也是最功利的，只求物质利益，不重精神价值。秦国文化的简单直接，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就可以看出：奏国宣太后执政期间，韩国曾向秦求救。宣太后在朝堂上对韩国使者大谈性生活：“我从前服待先王时，先王把大腿压在我身上，我很难受；先王把身子压在我身上，我却很愉悦。为什么呢？因为承宠交欢，我尝到了甜头。韩向秦求教，要拿什么让秦不觉得沉重，而感到愉悦呢？”政治高层在外交场合聊起性来这样开放而直接，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二法家思想因此在秦国如鱼得水。商鞅在秦国打击商业，“废逆旅”，废除旅店，禁止商人随便出行；“一山泽”，将山川湖泽等自然资源收归国有，禁止农民以此谋生。

民众什么都不能做，能做什么呢？只有两件事，耕与战。你或者上战场，为国家献出生命；或者努力种地，把收获的一大半粮食充作军粮。如果你既不想耕也不想战，怎么办？进监狱。商鞅制定了极为残酷的法律，民众有违反，就割鼻断脚。《盐铁论》形容秦人的苦况说：“商铁之任秦也，刑人若刈管茅，用师若弹丸；从军者暴骨长坡，戌漕者草车相里，生而往，死而旋，彼独非人子耶？”商鞅治下的秦国，杀人如斩草，用兵如弹丸，秦国人或者从军，或者运粮，死亡极众。这样，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商鞅通过变法，把整个秦国变成一家农场和一座军营，所有秦国人都成了战争机器中的零件和合格的螺丝钉。这样一种体制当然会引起民间社会的反弹，为统一思想，控制舆论，商鞅不仅烧了书，还规定，民众“不得议”国家的政策：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 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除了“不得议”，商鞅还建立了互相监视的“告奸”制度。儒家主张“父为子隐”，而法家却鼓励亲人之间相互揭发，秦律甚至规定妻子告发丈夫，妻子的财产可免遭抄没；丈夫告发妻子，妻子的财产可以用来奖赏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使人人自危，“构造怨仇而民相残”。因此商鞅说：“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这一套严酷的反人道的制度，在其他国家难以推行，但是在秦国却很快落地生根，良好运转。秦国通过改革，建立起一个由国家来全面垄断、控制和调动社会资源的新系统，很快获得了其他国家无法获得的庞大兵源和巨额的军费。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说：与其他军事化社会相比，周朝的中国异常残暴。有个估计，秦国成功动员了其总人口的8%到20%，而古罗马共和国仅1%，希腊提洛同盟仅5.2%，欧洲早期更低。人员伤亡也是空前未有的，罗马共和国在特拉西梅诺湖和坎尼会战中，总共损失约5万军人，而中国的数字简直是西方对应国的10倍。动员如此多的人口，进行高密度的残酷战争，秦国百姓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不过这一切的背后除了压力也有动力，因为秦国的军功是按人头算的，杀敌一人晋爵一级。只要拎着敌人的脑袋来，就可以邀功请赏，一个脑袋意味着一级爵位、一顷良田、九亩（当然，秦国的亩比今天的亩要小很多）宅基地、一个仆人，还有机会进入政府或军队中充当下级官吏。法家的特点是说话算数，绝不含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你杀敌杀得多，真的可以平步青云，获得荣华富贵。前有军功爵位为赏，后有严刑峻法为罚，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秦人只好“勇于公战”，“民闻战而相贺也”。整个社会陷入对战争的狂热之中。“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商鞅建立的这种国家结构虽然在文化上落后，政治上残酷，但在军事上却有效。秦国举国上下，步调一致，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只要国君一声令下，民众便猛兽般地扑向敌人。这样的“虎狼之国”，哪里还有对手？“正如野蛮的斯巴达人摧毁了高度文明的雅典城邦，后来亚历山大的帝国又否定了作为西方文化之根的希腊文明，秦国扫平了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建立了秦国。”原本默默无闻的秦国最终统一天下，证明了法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起自边缘的周人创建了完整的“封建与天命”政治结构，同样起自边地区，充分吸收了草原文明的秦人，也创立了一个决定2000年文明基本结构的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