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两国近代史上，八旗子弟和武士阶层（主要是武士的后人） 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在近代化的浪潮面前，八旗子弟们大多还在混日子，少数进入军校的八旗子弟学生也都是学渣，对中国政治、军事、工业的贡献几乎是零，倒是在曲艺领域优势明显。

日本的武士后人则占据了近代日军几乎全部将领职位，日本近代七成左右的官吏都是武士家庭出身，警察有八成是武士出身，随手向日本国会扔块砖头都很难不砸中武士的后人，东京大学中87%的老师也都是武士家庭出身，中小学中更是遍地武士后人在教书，财经界出现了三菱等武士财阀，就连黑道上也有浪人武士们组成的黑龙会。和日本的武士们比起来，大清的八旗子弟简直就是废物，武士们这么努力是日本的特殊国情造成的。

武士的后人一点也不廉洁奉公，他们贪污的本事不比大清和民国的同行差。大清出现了“合肥天下瘦”的李中堂，日本也出了“拿走”全国三成财政收入的山县有朋，日本陆军挪用过2600万人日圆的情报费，日本海军玩出了西门子事件，总之日本武士们真不是“清如水廉如镜”。和影视剧不同，近代的日本武士战斗力也一度和八旗子弟看齐，在江户末年甚至出现了妇人暴打武士，武士老爷从马上摔下被农民欺负，武士上班用木剑等笑话。武士们能带领日本走向近代，和武士的数量有很大关系。

所谓的乡士就是原先的足轻等低级武士，是居住在乡下的武士，是江户幕府武装村干部。乡士和藩士的区别主要在居住地，“在大名的家臣中,乡士的身份低于藩士,但比农民高,是领内支配的中枢。享受武士的待遇,又与正规武士(藩士)不同,作为原则,乡士居住在农村。”丰臣秀吉崛起后，武士就被分成了住在城镇的藩士和住在乡下的乡士，乡士中也有高手，冈田以藏等人就是乡士出身。乡士在乡下种地当富农，成员中也混进了很多富农（农民献金和开荒有功也能混进乡士行列），所以被传统的武士们不齿。

江户幕府时代的乡士垄断了“村方三役”（名主、组头和百姓代）职位，不但负责收税，还监督乡下百姓是否多吃了白米、少吃了蔬菜，监查乡下农民是否抽烟喝酒，这些德川幕府琢磨出来的规矩。乡士的存在让德川幕府可以最低按照农民收入的四成收税，大清皇帝和德川家比起来都是轻徭薄赋的典型。明治维新后，政府有了新的村干部，直接废除了乡士的武士身份，把他们当作平民。

浪人则是幕府时代中站错队的武士后人，他们失去了祖传的俸禄，只保持了武士刀和姓氏，是武士中的不安定分子。在整个德川幕府时期，一共有217家大名被改易、减封，波及的封地高达1937万石，按照日本人的推算一共有40万左右的武士沦为浪人。在大阪之战中，就有十万浪人汇聚大阪城对抗德川家族。由于浪人们拧不过德川幕府的大腿，浪人们普遍加入了黑道，从事打砸抢、赌博等营生，这也符合武士道精神，因为“必要的时候，抢劫也是武士的习惯”。日本近代著名的黑道爱国社团黑龙会就是浪人们的组织，他们闹出了很多东亚近代史上的大新闻（山口组真不是，山口组有大量的“秽多”“非人”，在二战前备受道上兄弟歧视）。

综合算下了，日本有上百万接受过武士教育的旗本（幕府直辖）、藩士、乡士和浪人，算上他们的家人，武士家庭的总人数是日本总人口的七分之一左右。这么庞大的武士阶层，幕府根本就养活不起。

在幕府末期，有编制的藩士也纷纷下海从事手工业，仙台藩几乎所有的武士都兼职手工业，中下层武士有一半都经营手工业（武家之中过半矣），江户城内五分之一的商铺都是武士家开办的，还有很多武士在民间教书育人。因为武士太多，武士们的内卷十分严重，他们练就了从工商业到教书育人、黑道搏杀等多种手艺。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的待遇消失，他们很快就凭借教育和职业优势成了日本社会的中坚力量。

财大气粗的清朝养活着人口相对较少的八旗子弟，八旗子弟还算能过得去，转职的动力明显不如日本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