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雍正皇帝一向以勤政著称。仅他一生用汉语批阅过的奏折，就有约35000余件，这还不包括他用满文批阅的6000余份奏折。

雍正批阅奏折非常仔细，一般不会只批一个“阅”或者“知道了”便算完事。通常他在奏折中的批语，字数在几百字和千字之间，涉及到政务的各个方面。

对于臣子一些弄不明白的问题，雍正更是在奏折的批阅上苦口婆心，对臣子谆谆教导，直至臣子们认识到了问题的本质。

据史书记载，雍正皇帝常常批阅奏折至深夜。在他朱批中，也经常会看到一些批阅的时间标注。

标注得最多的，都是诸如“灯下随手写来，卿可以意会之”、“灯下率笔”、“灯下逐条省览批示矣”等语句，虽然不能说是皇帝发的牢骚，但从这些奏折的批阅时间上来看。

后人也可以对雍正每天的工作量有一个大致的估计，甚至会对他远超现代“996”的工作时间抱以一定的同情。

可以这么说，在整个清朝，甚至在整个封建社会，雍正皇帝都是数得着的工作狂。

作为“康乾盛世”的承上启下者，雍正皇帝一生励精图治，亲自参与缔造出了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

雍正的用人

《雍正王朝》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雍正接见通过殿试的进士们，并且就“如何做官”为题，亲自为进士们上了一堂培训课。

他向进士们指出了他用人的标准是“公、忠、能”这三个字，并鼓励新科进士们以当朝的三个人为榜样，这样才能得到他的提拔重用，才有机会实现忠君爱民的抱负。这虽然是电视剧中的桥段，但却是真实的。

雍正说的三个榜样，分别是张廷玉的“公”、李福的“忠”和田文静的“能”。张廷玉在牵扯到其弟张廷璐的“科场舞弊案”中，公私分明，秉公处理，大义灭亲，维护了科场公道和朝廷威严，受到了雍正的器重。

李福一生忠诚于朝廷，忠诚于皇命，讲政治、讲原则、顾大局；田文镜则凭借多年担任地方官的经验，大力推行雍正帝的改革方针，整饬弊政，清查积欠，实行耗羡提解，限制绅衿特权，，雍正帝以其实心任事，称之为"模范疆吏"。

在治理国家过程中，雍正多次说过：“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耳！”所以，他十分注重把“德才兼备”这一原则贯穿于他的用人，而“用人之长，避人之短”，更是他的鲜明特征。

当然，雍正用人也有亲疏之分。做为一名少数民族的皇帝，他对八旗子弟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和信任感。

清朝为八旗子弟当官开辟了不少“绿色通道”。考虑到八旗子弟的实际水平，要求他们与汉人学子同场考试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清政府于顺治八年开始，采取满汉分场考试、分榜录取的制度，满洲、蒙古独立一榜，以保证朝廷对满官铨选的需要。

但是在有清一朝，由于八旗子弟大多都有世袭荫官，愿意读书的人很少，特别是康熙八年开始，要求参加科举考试的旗人“与汉人同试汉文”，能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出来做官的八旗子弟十分罕见。

有清一代的满人官员，绝大多数都并非科举出身。所以那些中了进士的八旗子弟，在皇帝眼中都是一个个的“香饽饽”，相对来说更容易受到提拔重用。

清代自顺治九年首次录取八旗进士，共进行过102 科次八旗进士考试，录取八旗进士 1408 名。在这些人中，出身正蓝旗的章佳·阿克敦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张廷玉举荐死牢里的阿克敦

阿克敦于康熙四十八年考中进士，深得康熙的喜爱，很快被提拔为侍讲学士，又兼任"国子监祭酒"，成为全国最高学府的领导。

雍正继位后，阿克敦更是官运亨通，于雍正四年出任两广总督兼广州将军，成了朝廷的一品大员。

官场得意的阿克敦有些膨胀了，在广东任上，居然做出了挪用广东海关税银，指使家人向暹罗商船索取贿赂等不法之事。

这些事被人弹劾后，雍正大怒，下令将阿克敦逮捕下狱，经审讯判处阿克敦"斩监候"的重刑。

阿克敦入狱后，忙于政事的雍正很快便忘记了这个人。因为此时清王朝面临着一个威胁：便是与准噶尔部之间随时有可能发生的战争。

此时统治南北疆地区的是噶尔丹策零。此人对清朝表面恭顺，私底下却在积极扩张势力，准备制造分裂。

雍正帝希望通过和平的方法解决准噶尔问题，希望噶尔丹策零接受中央政府的管理，但遭到了拒绝。

于是雍正帝派领待卫内大臣傅尔丹和川陕总督岳钟祺带兵夹击准噶尔。在和通泊，噶尔丹策零大败清军，清军阵亡副都统以上将领7名。

和通泊之战后，噶尔丹策零趁清军溃败之机，又出兵掳掠喀尔喀蒙古。雍正大怒，决心与噶尔丹策零决一死战。

正在这时，南方又接连暴雨，引发了洪灾，大运河苏北段被淤泥堵塞，让雍正大感头疼。

自古以来，江南的钱粮都是朝廷财政收入的支柱，苏北水道不通，雍正就无法对西北用兵。所以当务之急，是马上委派一名能力突出而又能得到雍正信任的人前去治水。

要说雍正一朝的名臣和能臣也不少，像鄂尔泰、田文镜、马齐、张廷玉等等，都是有名的能臣。但这些人要么在雍正身边参赞军务，要么对治水是个门外汉，无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平息南方水患。

就在雍正焦头烂额之际，大学士张廷玉向他推荐了在死牢等候砍头的阿克敦。张廷玉向雍正担保，阿克敦是个现成的能臣，一定能治理好水患。

雍正了解阿克敦的能力，虽然眼下阿克敦是待罪之身，但事急从权，眼下朝中最大的事情是尽快疏通河道，保证对西北用兵的后勤保障，也就顺水推舟，准了张廷玉的保奏，将阿克敦从死牢里放出来，让他戴罪立功。

疏通运河大显身手

阿克敦非常意外，因为雍正自登基以来，对贪官污吏的惩处是十分严厉的，自己这次就算不死，也得把牢底坐穿。

雍正继位的第一年，便颁布法令：贪污的官员一经查出，其家产查封，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把贪官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

雍正还亲自说过：“丝毫看不得往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正因为如此，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绰号。

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而畏罪自杀。雍正却并不想放过他们的家人，对这两人的“嫡亲子弟并家人等”严加审讯，最终使“所有赃款着落追赔”。

另外，雍正还建立密折专奏制度，又实行了摊丁入亩、耗羡归公等政策，用近乎“不近人情”的高压政策，惩处了一大批贪官污吏。所以阿克敦这次能被启用，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

阿克敦自己也知道机会来之不易。甫一出狱，他便来到了此次运河堵塞最为严重的淮安地区。

淮安是清朝南粮北运的起点，"凡漕运北京，舟至淮安，过坝度淮，以达清江口。"

这里从明朝起便引管家湖水入淮，以便转输漕粮。为了调节水位、保证水源，明、清两朝先后在清江浦河设置新庄闸、福兴闸、清江闸、移风闸与板闸。

通过几天的现场勘察，阿克敦找到了重点：清江浦河上的新庄闸为"河、淮之第一关也"，它的对于运道畅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在给雍正的奏折中说，此次“淮河泛涨，灌入新庄闸口。

水退，自清江浦至淮河口二十余里淤浅不通”，建议在清江浦附近新凿一条支河，漕船仍从淮安城的仁、义二坝，通过盘坝方式进入淮河，从而完成转运漕粮的任务。

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漕河运道梗阻不通的现状，相比疏浚挑浅、修筑堤防等费时费力的工程，开凿支河是最为便捷、也最省钱的通漕保运的措施。

在雍正同意这个方案后，阿克敦在新庄闸边开挖一条新的支渠，“约长五丈，立闸三层，重加防护”，作为新庄闸口淤塞时的辅道，与主道相互配合使用，使得漕粮运道得以畅通。

客观地说，阿克敦这次的表现十分优秀，也让雍正十分的满意。河道疏通后，雍正免除了阿克敦之前的罪过。

虽然出狱了，但雍正一时之间也没有想好到底怎么安排阿克敦。官复原职是不可能了，毕竟关了这么久，阿克敦之前的位置早已有人顶上了；要是让他专门管水利的话，漕运总督也并没有出缺。该怎么安排阿克敦呢？

两赴伊犁争取和平

就在这时，阿克敦给雍正上了一道奏折，主动要求亲赴伊犁，与准噶尔部进行和谈，争取双方休战，给天下带来太平。

雍正十二年八月，阿克敦离开北京，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伊犁之行。他此行的任务，除了与准噶尔议和，商议彼此罢兵之事之外，还有一项特殊任务，就是索要逃匿在准噶尔的青海叛乱头目罗卜藏丹津。

经过四个月的长途跋涉，阿克敦一行终于到达准噶尔的大本营伊犁。

腊月十三日，阿克敦与噶尔丹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比较顺利。对于雍正提出的"各自罢兵，休养生息"的建议，噶尔丹策零表示接受，只是对于交还罗卜藏丹津的要求，噶尔丹策零说留待以后再议。

虽然谈判枝节问题上还存在一些分歧，但是在基本点上双方还是达成了协议。笼罩在双方头上的战争乌云，开始被春光融解。

雍正十三年二月，阿克敦回到北京后，向雍正汇报了此次谈判的情况。对于和谈的成果，雍正十分满意。

阿克教的伊犁之行，取得了积极的历史成果。虽然双方在具体划定游牧界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但清政府与准噶尔在停战议和这个基本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进行了几十年的战争，也在阿克敦的这次伊犁之行之后，停止了下来。

阿克敦返回北京后不久，雍正驾崩，乾隆继位。乾隆向来知道阿克敦的才能，登基不久，就任命阿克敦为翰林院掌院学士，算是在中央给了阿克敦一个正式的职位。

雍正驾崩后，准噶尔部派人前来吊唁，实际上是想打探消息，看看清朝换了皇帝，准备对准噶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为了安抚准噶尔部人心，乾隆三年，阿克敦再次出使伊犁，给噶尔丹策零带去了一份乾隆帝的敕书。敕书中乾隆帝再次向准噶尔表达了愿意议和的态度。

接到敕书后，噶尔丹策零也表现出了希望和平的诚意，与阿克敦就双方定界之事多次进行磋商，"始定议以阿泰山为界，厄鲁特游牧不得过界东，喀尔喀游牧不得过界西"。和议终于正式达成了协议。

和议的成功，结束了准噶尔与清政府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为边疆地区带来了长达二十年的和平局面，让边疆各族人民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和议的成功，恢复和发展了准噶尔与清中央政府之间的贸易，促进了新疆与内地的经济交流，使长期遭受战争破坏的新疆社会经济，得到了一个恢复和发展的机会。

对清政府来说，议和的成功，扩大了清朝政权在新疆的影响。许多不堪忍受准噶尔贵族的新疆少数民族群众，纷纷投奔内地，“准噶尔部众向东而逃者不知凡几"。这也为清政府后来彻底统一新疆积蓄了力量。

阿克敦两次与准噶尔议和，为清政府争取到了二十年的和平局面，可以说是居功至伟。所以和谈之后，阿克敦升任刑部尚书一职，成为乾隆帝的心腹重臣。

命运起伏的名臣

不过阿克敦这个人命不太好。当上刑部尚书不久，就又得罪了乾隆。

其实这次的事真的不大，阿克敦只是在给乾隆上奏的折子中，把对孝贤皇后的称呼写成了"先太后"，结果触怒了乾隆。乾隆一怒之下，把阿克敦关进了监狱，又给他来了个"斩监候"。

好在这只是乾隆皇帝气头上的决定，数日后，怒气已消的乾隆将阿克敦释放，又把阿克敦派到刑部。

这一次，阿克敦的职务从正式的刑部尚书变成了“代理刑部尚书”。过了不到一年，鉴于阿克敦的良好表现，乾隆又给了他一个"镶白旗汉军都统"的官衔，并恢复了阿克敦的正式刑部尚书一职。

清史上记载，阿克敦担任刑部尚书十余年间，“平恕易简，未尝有所瞻顾。”有一次，他考了一考他的儿子阿桂：“如果是你担任我这个官职，该怎么做？”阿桂回答说：“犯法的人就按律治罪，犯多大罪，给多大的惩罚。”

阿克敦听了儿子的话后，十分生气，举着拐杖要打阿桂。阿桂不服，阿克敦告诉儿子：“天底下哪有不犯错的人？要都像你这样，别人一有过错就治罪，当官都不是都要被杀光了吗？”

阿克敦的这几句话，确实是他的经验之谈。其实他在广州将军任上被查，就有种说法是被别人栽赃诬告的；至于写错了孝贤皇后的称呼，更是无心之失。可这两次都差点让他掉了脑袋。

所以他要告诫儿子阿桂，如果以后掌了权，一定要在执法中调查清楚，不能机械的按照律条来办事。

在于阿克敦的教导下，他的儿子阿桂，也成了乾隆一朝的名将，父子二人一文一武，都做到了名留青史。如果当年不是张廷玉的举荐，让阿克敦去治水立功，也许这父子名臣，就真的没有机会登上历史舞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