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它以连环长卷的方式描摹了南唐巨宦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没有夜生活，就自己在家创造夜生活，也是古人的一种消遣方式之一。

一千多年前，当北宋政府明确废除夜禁，并正式宣布夜市的合法性时，“夜市”便成了开封最大的城市标签之一。

没有夜市的古代中国

无论今天的人喜不喜欢逛夜市，喜不喜欢吃夜市，夜市就在那里。但在北宋之前，无论中国老百姓有多喜欢，夜市都不在那里。

也就是说，北宋之前，出于管理上的需要，中国的历朝政府都实行“夜禁”，即坊和市分开，实施封闭式管理。所以，日暮鼓动，坊市禁闭，路人绝迹，唯有逻卒。那时候的夜市不能说没有，但基本是属于上不得台面的潜伏组织，且没有形成规模。

即便是繁华如梦的盛唐时代，城、坊、市门也必须日头一落就关闭，城市里面普遍夜禁，连燃烛张灯也有限制，一年中只有上元节3天不“禁夜”，其余362天的夜间，民众不得在居所以外从事任何活动。在首都长安，每晚“执金吾”（类似警察或城管的执法人员）以鼓声告知百姓，“禁夜”即将开始；次日晨，钟楼响钟，代表禁夜结束。《太平广记》的《温庭筠》中，这位晚唐著名诗人就曾因“醉而犯夜，为虞侯所系，败面折齿”。

宋朝以后，明清两朝政府依然执行夜禁，《大清律例·夜禁》称：“凡京城夜禁，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之后，五更三点，钟声未动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镇，各减一等。”

没有夜市的城市生活是怎样的呢？

首先人身自由受限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是特别人性化。谁家晚上没个什么着急事儿啊，有个事儿，还不让人去“别坊”，也就是另外的居民区、小区串门（估计也能串门，但程序会比较复杂，批复有点慢），确实有点不近人情。

其次是生活不是很方便、不是很好玩儿。这样举个例子吧，如果那些朝代的政府官员、商务人士突然加个班开个会什么的，需要从城东回到城西自己家时，估计街边连个吃泡面的摊位都没有，得饿着肚子回家自己下泡面吃，还得白天提前买好在家预备着。

这些成功人士尚且如此，更别说年轻的屌丝一族了。想泡吧？没有；想Ｋ歌？美死你！想逛街？那纯属有点想挨揍的意思。

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想出去偷个闲都不能，只能在自己家摆酒夜宴，这日子过得实在不怎么好玩儿。更别说可以三五成群地挖掘美食、尽享口福了。

夜市，从北宋开始

到了北宋，中国的城市居民才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夜生活。

当时北宋政府基于现实考量，开始取消夜禁。《宋会要辑稿·食货》载：“太祖乾德三年四月十二日，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此诏的颁布，明确宣布三鼓以前的夜市开始合法化。

首都东京开始坊市合一。到了徽宗时期，东京的商业已发展到鼎盛时期，夜市更是盛况空前。没有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成了不夜城。

夜市上，人来客往，买卖兴旺。“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用了大量笔墨来描绘夜市，并在卷二专列“州桥夜市”一节：“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熬肉、干脯……直至三更。”州桥夜市，跨御路、临汴河，位于东京水陆要冲，加上壮观的州桥，巍峨的明月楼，使得这里风景如画，游人如织。“一天灯雾照彤云，九百游人起暗尘。”马行街的夜市更是繁盛，“车马阗拥，不可驻足”，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北宋首都的夜市都有什么

北宋东京的夜市仅形式就有餐饮、商业和文化等夜市之分，而夜市上饮食的规模、品种更是丰盛，丰富了当时饮食业的繁荣，更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市井饮食，是市井饮食文化的典型代表。

夜市上，有香糖果子，有李四家、段家的北食，金家、周家的南食，郑家的油饼、万家的馒头，史家的胡羹、丁家的素分茶，曹婆婆家肉饼等名牌小吃，也有托盘、提篮小贩叫卖的酒蟹、獐巴、卤鸭、沙糖冰雪、水晶皂儿、批切羊头、旋炒栗子、乳炊羊、鹅鸭排蒸荔枝腰子、还元腰子、烧臆子、莲花鸭签、酒炙肚胘、入炉羊头签、鸡签、盘兔、炒兔、葱泼兔、假野狐、金丝肚羹、石肚羹、假炙獐、煎鹌子、生炒肺、炒蛤蜊、炒蟹等近百种流行小吃。

夜市的热闹还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驱蚊虫。马行街是当时东京最热闹、繁华的夜市之一。宋人在《铁围山丛谈》一书说：“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京师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街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更鼓罢，故永无蚊蚋。”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由于马行街夜市饭馆酒楼很多，烹饪产生的大量油烟可以驱蚊，所以蚊虫绝迹，有人自然乐得在此地流连。

有了夜市，意味着什么

大宋开启的夜市生活，在中国历史、政治和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专家学者认为“大宋王朝之所以能以突飞猛进的姿态，创造出比其前朝和后代都要巨大的财富，应该说是取消禁夜令，把夜晚还给老百姓的结果。”

著名作家、学者李国文认为，“禁夜和不禁夜带来了天壤之别——后者可说是开启了全日制的中国。一个实施禁夜令的朝代，就等于给精神带上了枷锁，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从谈起。”

他在《宋朝的夜市——这才开始了全日制的中国》中说：“某种程度上，这（宋朝夜市，记者注）有点类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调动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能量而出现的改革奇迹一样。人心齐，泰山移。人的能动性要是激发出来，确实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难怪日本历史学家内滕虎次郎的‘唐宋变革论’认为，唐朝是中世纪的结束，宋朝是近世的开始。”

大宋的夜市，还被李国文视为“中国取消人身限制的开端”。他认为，生活在中国历史上 “黄金时代”的宋人，可以一天掌握自己的24小时，从此不视人眼色、不仰人鼻息、不受人制约。如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

然而，宋朝的意义远不止此，严复曾说过：“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这才是我们认识宋朝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