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说回军阀。

那么，谁是老大？再来打过！

四川新军阀四分五裂，北洋军阀仍试图保持对四川的控制，广州军政府尝试左右四川局势，成都有省长，督军，重庆有督办。督办还分军务督办，善后督办，边防督办。光看这数量，加上派系之别。就可知有多乱了。对抗中，有联军，有倒戈，有收买，有中立。各不统属，自行发展，扩充部队，更新装备。二十年时间，四川的军队由最初三个师不过两三万人，扩展到了1931年时有五个军及独立部队共近三十万人。

养这么多军队，钱从哪里来呢？

军人自有军人的办法。

滇军首领唐继尧以西南王为目标，1917年，借靖国名义攻入四川，便视四川为扩张实力的金库，随意取用，又令各部将驻地的税收直接划为军饷，还把随军带来的烟土派向各乡镇保甲摊销。这就是防区制的肇始。

1918年，熊克武以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身份，兼任四川省长督军，本想统一军令政令，却只有刘成勋奉令把部属造册呈报，其他置之不理，尤其是滇黔军阀，像滇军顾品珍，占据资阳、自贡，把持盐款不说，还擅自撤换任命知县。熊克武无法约束。钱收不上来，各部索饷，怎么办？况且，熊克武自已也需要扩充实力，便只得承认现状，默许各军按驻防地区，划拨地方税款作为军饷。

1919年4月，熊克武明令发表驻防区域表，防区制正式形成。

然后，迅速地，从划饷，变成了筹饷。

划和筹，有什么区别呢？

划饷，是以税收为上限；筹饷，是以需求为下限。划饷，是有多少，拿多少。筹饷，是想要多少，就拿多少。

占得一个县，就封任县长，征收局长，多的占数十县，少的一两县，征税纳捐，向征收局提用，名目当然要多，有常设的，有临时的。一年征税不够用，就征上三次五次，称为预征。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防区制”。

自辛亥革命起到1935年，二十余年时间，四川境内发生战争470余起，平均每半月就有一次战争，各军防区内所预征的田赋，达四五十年（1934年灌县田赋即预征到1995年），其他还有名目繁多的捐费，爬梳刮剔，无孔不入。

“防区制”是四川军阀的“闪光点”，也是四川人民最大的痛点！

在防区中心，多少还有点秩序，甚至可能像模像样，办教育，兴市政，重秩序；防区交界处，便是三不管地带，经济萧条，土匪横行。军阀可能对自己属下也严格要求，不准贪污，但他们自己，预征摊派，滥铸铜元，是算不上贪污的。

防区割据，给商业带来极大困扰。

你是军阀的人，能得到照应，自然生意就顺，像刘文彩，在六弟刘文辉的地盘，宜宾，叙府，把生意做得红火，发了大财，既支持了刘文辉扩军，又有财力回大邑广置田地，暴发成为全川响当当的大地主。你给军阀分了好处，也能有所收益。但要想摆脱军阀，那是不可能的！

政令不出省城，全凭武力讲说。防区还需争抢，何顾民众死活。

四川的军阀有一个共同的“慈悲宽容”心理：有饭大家吃。交战之时，一般不会斩尽杀绝，击溃对方部队则收手，任由对方出逃，还善待对方家人。甚至给点钱、枪，划点地盘，作为防区，让人家也有口饭吃。像刘存厚、罗泽洲、杨森都享受过这种待遇。

还有依附归顺。王陵基，本算四川老牌军头，被打垮了，就老老实实在自己军校学生刘湘手下当师长。范绍增，袍哥起家，独立山头，跟过熊克武，杨森，最后依附于刘湘。连杨森，几起几落，终于也只得依附于刘湘。

这活像几个人在玩游戏，死了，重来。只不把士兵、百姓的生存放在心里！更像用几把锯子，在四川的大地上狠狠地拉来割去，今天属刘，明天归杨。还各自带起铲子，在地皮上反复刨刮。反正没钱就征，无饷就筹，自立名目，一年数征。

即使这样收了，还是不会够，那就推广鸦片，定义为“特货”，强种强收，美其名曰“寓禁于征”，于是全川鸦片泛滥。若是不愿种鸦片，那肯定是想偷懒，就收你“懒捐”。还设立了各种禁烟机构，所谓禁，只是维护自己的专营权。更有甚者，是军阀们建厂自铸铜元，成色不一，币制混乱，劣币泛滥。看民国初年四川的各种铜元，品种之丰富，超乎你的想像；币值之低，流通之困难，同样超乎你的想像。

防区，实际是一种更缺乏制约的割据。在防区制下，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有田税，有物捐，有关卡，有摊派，有抽丁，有拉伕。军阀，就是防区的土皇帝，对境内一切都可以由着性子来。

所谓天高三尺，那不是一乡一县，而是整个四川，都天高三尺了！

如此一来，整个四川自然是生产不继，作坊倒闭，土地撂荒，农村破产，饥民四起，枪支泛滥，盗贼滋生，土匪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