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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史家万斯同对于明神宗孜孜于聚敛财富，宠爱福王朱常洵，颇有微词。他写道：

“帝所遣矿使税使数十人，日有奉，月有进，所得珍宝不可胜计，号为人主私财。及福王之国，斥其十之九遣之。所赐庄田至四万顷，又所请杂税地，东至南畿，西至四川，使者来往收利，所至为之骚然。民间藉藉谓：‘帝耗天下以给（福）王，而洛阳王邸富于大内’云。”

这段话极其深刻，不仅揭示了神宗皇帝贪财聚敛的秉性，以及宠爱福王所带来的后果，由此也折射出万历朝后期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

一、福王朱常洵的靡费

朱常洵生于万历十四年正月初五日，是皇帝朱翊钧的第三子（由于次子朱常溆一岁夭折，第三子实为次子）。万历二十九年，皇帝册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册封朱常洵为福王。

虽然是既成事实，却在两个儿子之间厚此薄彼，厚常洵而薄常洛。

万历三十一年，皇帝忙于为十八岁的福王操办婚礼。十一月，福王婚礼日期迫近，钱粮亟缺，皇帝十分恼怒，下旨斥责户部有关部门，意欲严惩。户部赶紧报告，准备把通州粮厅的随粮轻赍银（漕粮的折色银两）结存二万四千八百余两银子，全部拨归福王婚礼之用，才免去了有关官员的处分。 二万多两银子显然不够，户部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向宫中老库暂借五万两银子，采办婚礼用品。

福王府邸内部装修及一应家具等，由工部负责。皇帝提出，这一切全部折价，要工部向福王府支付现金。工部以为物件折价不便计算，何况福王府自称共用工匠三万二百余工，狮子大开口，超过潞王婚礼的规格，如果折价，肯定是一笔庞大的开支。皇帝不答应，一定要工部折价支付银两。大操大办的结果是，福王婚礼费用竟高达三十万两银子。

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万历六年，皇帝朱翊钧自己婚礼的费用不过七万两银子。万历十年，潞王（皇帝的弟弟）婚礼的费用虽然超过此数，也只是八万两银子。此后，皇太子常洛婚礼的费用超过了十万两银子，长公主、七公主下嫁的费用，都是十二万两银子。 可见福王婚礼费用三十万两银子，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何况，三十万两还不是全部，围绕福王的开支还有很多。在皇帝眼中，福王常洵与其他子女相比，明显高出一头。

在福王婚礼举行之前，皇帝就指示户部，每年支给福王禄米三千石。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明朝开国元勋刘基的岁禄不过二百四十石。即使如此，福王还嫌不足，婚后指示王府办事人员开辟生财之道在崇文门外开设皇店，招徕进京商人车辆货物寄宿，每年收取店租一万四千两银子。

户部尚书赵世卿表示反对：如果商人罢市，那么崇文门这个商业闹市原先的税收将损失殆尽。皇帝却不以为然，回复道：福王府开皇店收取店租、牙钱，是他特别批准的破例举措，可以不必拘泥于原先提出的数额，酌量征收，但务必由福王府支配。

福王的靡费，与当时的财政状况形成强烈反差。户部尚书赵世卿（字象贤，号南渚，山东历城人）说：

“苍生糜烂已极，天心示警特严，矿税貂珰掘坟墓，奸子女，侮官虐民，成何世界？皇上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日。’日以继日，更待何日也！”

户科都给事中田大益（字博真，四川定远人）说得更为尖锐：

“皇上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屡疏泣陈，而皇上坚塞两耳，不肯一听。一旦乱作，皇上与诸臣身之安危且不可必，尚何金玉玩好之有哉？”

田大益所说“斩木揭竿，四向而起”云云，在太平盛世似乎是天方夜谭，故意耸人听闻。其实未必。万历三十四年发生在南京的一件事情，便可作为一个旁证。

请看《皇明从信录》的一则记载：

“万历三十四年冬长至日，百官当诣孝陵上香，将出门，兵部忽传城外有反贼万余人，乘上陵，杀诸司官，据城僭号。已闭九门，毋得出，阖城汹惧，街市不见一人。次日，已擒得四十九人，付应天（府）狱。为首者刘天叙，断指挑膝筋。内外守备会鞫，拟磔者七人，余皆斩。”

二、一拖再拖的福王“之国”

福王的藩封地在河南洛阳，结婚后理应前往洛阳。皇帝与郑贵妃对福王宠爱有加，不愿意他过早前往洛阳，但洛阳的福王府却必须动工兴建。这项工程的进展故意拖得很慢，一直到万历四十年四月才完成，花费银子四十万两，超过潞王府一倍，超过其他王府十倍。

其实四十万两银子云云，可能低估，项鼎铉说：“邸报，福王府邸成……是役也，所费金钱共五十余万云。”

既然福王府已经完工，福王理应立即从京师前往洛阳就藩，当时称为“之国”。《大明会典》记载：

“祖制，皇嫡子正储位；众子封王爵，必十五岁选婚，出居京邸，至长始之国。累朝以来，财赋地不封，畿辅地不封。之国不拘年岁。”

亲王之国是极其隆重的事件，皇帝朱翊钧却视同儿戏，一拖再拖。廷臣们考虑到皇太子的地位不断受到福王的潜在威胁，主张严格按照祖制，敦促福王尽快离开京城，前往洛阳。

内阁首辅叶向高鉴于内阁只有他一人，被人称为“独相”，认为当时朝政急务莫过于推补阁臣。然而在他心目中，福王之国显得更为紧急：

“今日阁臣推补真万分难缓，皇上可以察臣万不得已之心，为臣一决。此外，则福王之国事更为紧急……

皇帝不予理睬，由于福王之国一再拖延，以至于征调来的船只拥堵河道，致使商贾不通。叶向高再次重申前议：

“臣惟今日中外人情所最急者，莫如福王之国一事。毋论祖制难违，国典当重。即自张家湾以南沿河一带船只，尽皆拘禁，商贾不通，嗷嗷载道。而南京差来马快等船亦皆已到，官民船户不下数万人，逐日号叫于兵部门首，索取工食。若早一日，则人情早安一日，而于福王之令德亦早著一日。何必多留此一年半载，以招中外之疑议乎！”

叶向高语重心长，已经把话讲得很透彻了，福王之国一再拖延，对于国家社会，对于宫廷皇室，对于福王本人，有百害而无一利。皇帝依然不理不睬，皇帝迁就郑贵妃和福王，一再寻找种种借口，设置障碍，拖延时间。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养赡地”的数量上讨价还价。福王向父皇奏请“养赡地”四万顷，也就是说，必须有四万顷“养赡地”，他才肯去洛阳。皇帝本人也是这个意思，他对福王奏疏的批示，不但不检讨福王奏请过多，反而责备地方官办事不力，耽误了福王之国日期：

“览王所奏，比例请给养赡地土，前已屡有明旨，着照景（王）、潞（王）二府事例拨给。今经已久，该地方官尚尔不遵，推诿支调，稽误大典。”

为此，他振振有词地责令户部：

“尔部里还行文与河南、山东抚按等官，即于各地方细查各府所遗及应拨地土，务足四万顷之数，不得将荒芜搪塞，着归今府自行管业，以资养赡。”

为了摆脱僵局，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字东鲜，号旸谷，湖广黄冈人）建议，鉴于福王庄田四万顷的数目难以凑足，希望皇上先宣布明春之国日期，再渐次清查确定庄田数额。另一名言官建议，不如从皇上的内帑积蓄中拨出一笔赏赐，使得福王不必费心经营庄田。皇帝一概置之不理。

河南巡抚李思孝考虑到福王封地洛阳在河南境内，他有直接责任，因此向皇帝指出，要凑足四万顷土地极其困难，如果一定要办到，那么福王之国日期势必拖延。京官员以及河南、湖广官员的一致反对，皇帝无奈，稍作让步，同意减去一万顷，必须保证三万顷。

三万顷还是难以凑足，皇帝再次让步，减为二万顷，由河南、湖广、山东三省分摊。河南一万一千二百十顷，不足的八千多顷由湖广、山东分摊。山东自报有地一千二百八十余顷，还须补充一千二百余顷。湖广应该征地四千四百八十余顷，没有着落，湖广巡抚董汉儒提议，用一万两银子折抵地租。至此，福王的养赡田地问题已经接近于解决，但是福王之国仍旧举棋不定。

三、江北半壁的福王封地

福王之国的障碍，并非仅仅养赡田地而已，即使这一障碍逐渐解除，又会节外生枝。在福王前往洛阳日期迫近之际，郑贵妃企图借口慈圣皇太后七十寿诞，拖延行期，扬言要让福王参加万历四十三年慈圣皇太后稀龄大寿庆典之后，才去洛阳。

皇帝居然顺从了这种无理要求，向内阁首辅叶向高发去一道圣谕：“朕思圣母圣寿稀龄在迩，朕当亲率皇太子及诸王，恭祝大典。庆贺礼成，于次岁春三月内，着钦天（监）择吉之国。

叶向高了皇上的圣谕，要皇上坚持“来春举行”的明旨。皇帝固执己见，再派文书官到叶向高家中，再次重申在圣母圣寿稀龄大典之后，才准许福王之国。巧合的是，万历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慈圣皇太后病逝，并未活到稀龄大寿之日，彻底打消了福王拖延离京日期的最后借口。

万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福王终于离京，带着皇帝赏赐的巨额财产，前往他的封地洛阳。为了搬运福王府的财产，仅仅用于席殿、车辆的开支就达三万四千两银子，其中一万四千两从户部、工部事例内动支，二万两向太仆寺借支。

一支由一千一百七十二艘船只组成的船队，载着福王府一干人等以及大量金银财宝，在一千一百名士兵护卫下，浩浩荡荡向洛阳进发，威风有如帝王出巡。想当年，郑王、淮王、荆王、庆王、梁王等五王之国，各备船只三百艘；德王、秀王、吉王、崇王、徽王等五王之国，各备船只七百艘；兴王、歧王之国，各备船只九百艘；潞王之国，船只不过二百四十艘。福王的规格排场凌驾于诸王之上。

尽管如此兴师动众，如此挥霍浪费，谢天谢地，福王总算离开了京师，对于朝廷，对于皇太子常洛而言，不啻是一个福音。正如谈迁所说：“宠王就国，中外交为东宫幸，如释重忧。”

福王抵达洛阳后，依仗皇帝的宠爱，飞扬跋扈，颐指气使。下车伊始，就致力于奏讨养赡田土的地租。福王府的官吏四出清丈田地，催缴银两。万历四十二年十月，福王府官吏（承奉、门正）率领一行人等，突然出现于山东，一路骚扰，丈量庄田，把法定租额提高到50%，引起乡村骚动。地方官说：

“彩服巍冠，络绎拥后，皆乞人之思啜计者也。如此景象，过一邑，一邑丘墟；经一落，一落逃窜。”

地方官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试图阻止福王府到处丈量田地，禁止直接向农民征收地租，遭到皇帝申斥福王奏讨的养赡田地，虽未达到预定之数，但已大大超过中原地区诸王庄田的规模。

据日本学者佐藤文俊研究，福王府拥有的庄田约为13 395.75顷，而湖广大多地区以缴纳银两抵充田地，福王府实际控制的田地数量当超过这数字。与分封在中州的诸王相比，遥遥领先。

据万历四十三年七月户部提供的资料，中州诸王拥有的庄田数据如下：

周王，5200余顷；赵王，990余顷；唐王，140余顷；郑王，360余顷；崇王，8500余顷；伊王、徽王，3000余顷；潞王，12000余顷。

因此，当时地方官所说，福王庄田的数量“迥逾常格”，是确凿无疑的。

福王贪得无厌，还向皇帝奏讨长江沿岸荻洲杂税，以及四川盐井、榷茶银。其中最为厉害的是奏讨淮盐三千引，在洛阳等地开店出售。中州本来食用河东盐，福王下令一律改食淮盐，甚至颁布禁令：非福王府出售的淮盐不得买卖。不仅食盐之利尽入福王府，而且河东盐遭到禁止，边防军的军饷因此而短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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