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太平军放弃攻打武昌，驾船东下，“大举东犯，连舟蔽江”，号称有50万大军。资粮、军械、子女、财帛尽置舟中，分两岸步骑夹行，向九江方向进发，一路攻下14个州。太平军浩浩荡荡，大举东进，直奔长江下游而去。清王朝政府军猝不及防，长江下游的江宁城危矣。

为了阻挡太平军顺流而下的凶猛气势，两广总督陆建瀛也曾率兵2万余、船只1500艘逆水而上，力求在长江中游能扼制住太平军东进步伐。谁料想长期养尊处优的政府军“遇寇不战而走，前军尽覆”。政府军不堪一击，望风而逃，陆建瀛在战乱中捡回一条性命，狼狈退还江宁，只剩下死守江宁、固守待援一步棋了。

太平军在攻下九江后，稍事修整，就沿九江而下，沿途缴获或捡收到政府军委弃的大量炮仗军械，战利品是愈来愈多，士气是愈来愈高涨。当太平军攻破安庆后，南京的门户已经丧失，江宁城内，惊恐万状。

太平军夺掠得的银元大米是数也数不清，粮食军械十分充足，兵强马壮，水陆并进，很快就抵达江宁城边。太平军沿城筑堡垒24个，聚集大量战船，从当时的新州大胜关迤逦至七洲里止，昼夜环攻，轮番攻城，同时沿着城墙挖地道攻城。江宁城内，守兵开始溃乱，百姓灾难临头。

两江总督陆建瀛赴上游督师败退后，令皇帝与许多大臣很是不满，甚至有大臣要弹劾他。但咸丰皇帝只是另行任命祥厚为总督，偕同江苏巡抚杨文定留守江宁，负责指挥“江宁保卫战”。

当时的江宁城，周遭有九十六里，八旗兵与汉兵仅五千人驻守，兵力严重不足，与洪秀全的50万大军比，是100:1，如果与太平军到达江宁时已达60万大军相比，那双方力量悬殊就更大了。尽管太平军的力量不可能全部用于攻打江宁城，但在气势上早已把政府军唬住压倒了，江宁城一场恶战血战已不可避免。

江宁城外的江宁镇、龙江关、上河等地，分驻乡勇不及三千，临时召募，皆不足恃。太平军过芜湖时，福山镇总兵陈胜元率舟师抵抗又不幸战殁，从此长江上就缺少了抵御太平军的水上力量，致使太平军船队长驱直入，直抵江宁城下。太平军是陆路、水路齐发力，四面环攻轮攻，江宁城眼看不保。

城内政府军在老百姓的协助下，已经顽强坚守十几天了，由于明城墙的牢固与巍峨，城门紧闭，增强了江宁城的防御能力，太平军一时难以攻下江宁城。太平军就用炸药“穴地轰城”，首先在仪凤门城墙下挖洞埋地雷埋炸药，终于将城墙炸开了一个“倾十余丈”的大豁口。随着城墙轰然倒塌，太平军蜂拥而至，杀声震天，攻进了江宁城。一个城门被突破，其他城门如同有了连锁反应，太平军很快又攻破了水西门、旱西门（即“汉西门”）、南门（应是“聚宝门”）。在这过程中，他们有的缘梯而登城墙，与清军展开近身肉搏，有的太平军登上城墙后，迅速冲下城墙去打开城门，放大队人马进城。经过一阵阵厮杀，江宁城的第一道防线还是被攻破了，江宁城宣告沦陷。

清军总督祥厚与副都统霍隆武身先士卒，登陴固守，率领政府军，历十余昼夜，拼命抵抗，在外城被攻破后，将剩下的兵力集中到最后一道“内城”防线去共同防守。江宁城内的这个内城又叫“满城”，应该是满族八旗人的主要居住区。满清王朝时期的旗人优越的等级制度由此可以看出。

“满城”即内城是江宁城最后一道屏障，城内“妇女皆助战”，可谓全民参战，人人都上阵了。战斗坚持了一天，满城还是被太平军拿下了。总督祥厚“手刃数贼，身被数十创，死之”；副都统霍隆武策马督战，受伤堕地，力竭阵亡；两广总督陆建瀛戴罪参战，眼看大势已去，在混战中准备“易服走”，化装逃跑，但还是被太平军捉住给戕害了。

太平军在攻破内城即“满城”后，大肆杀戮的同时，还对城内的男童进行残忍阉割。《清史稿》中屡有记载曰：“贼破内城，屠戮尤惨，男妇几无孑遗”“城陷，皆死之。城中男女死者四万余，阉童子三千余人，泄守城之愤”。这一幕幕残忍血腥的场面，让人想到了什么？想到了“大屠杀”三个字。

江宁城中的“满城”是满族八旗人居住的特殊城区，太平军起义本身就带有明显的反抗满清王朝种族歧视现象，所以在攻入江宁城后，对“满城”这个城中之城下手更加狠毒，也算是事出有因了。

在抵御太平军攻打江宁城过程中，涌现了许多震撼人心的人物事迹：

有锡龄额者，事母孝，将军本智异之，擢为参领，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战事紧急时，锡龄额告诫妻子说：“国家豢养，无所报；脱不利，当阖门死。”自守城始他就没有回过家，最后“举室皆殉”。

有炳元者，官佐领，勇力冠军。当江宁城仪凤门被攻陷后，率死士奋斗，“贼为之却，忽有狙击者，殒于阵”，最后被太平军狙击手射死。

有同缨者，江西石城人，拔贡生，历官盐城、泰兴、江浦、上元、六合、江宁诸县，皆有政声，江宁治防及储粮、练团都依靠他去落实。太平军炮裂江宁城时，他率死士御击复完，边修城墙边还击。“及城陷，赋绝命词，投水死”。

江宁布政使祁宿藻在太平军攻打江宁城时，力疾登陴指挥，历三昼夜，由于“城大兵单，援师不至，知事不可为”，在城上呕血数升而卒，“死不瞑目”。

有克让者，为道光三年进士，咸丰元年擢升江安粮道，居官清正。贼将至，有人劝他借督运出城。克让说：“江宁乃东南都会，失则大局危。去将焉往？”布政使祁宿藻死不瞑目，克让抚之曰：“库尚有储金，当募死士以成君志”。克让守清凉山，督兵战，最后殒于阵。其弟克诚、其子松恩同遇害，妻子李氏在家上吊“自经死”。

汤贻汾是江苏武进人，累擢浙江乐清协副将，历官治军捕盗有声誉，尚气节，工诗画，政绩文章皆为时所重，晚年辞官侨居江宁。及“粤匪炽”，汤贻汾见时事日亟，难以控制，就对别人说：“吾年七十有七，家世忠孝。脱有不幸，惟当致命遂志，以见先人。”江宁城被太平军攻陷之日，汤贻汾“从容赋绝命词，赴水死”。

当时的江宁城内也发生了激烈巷战。

江南提督福珠洪阿在太平军用地雷炸城墙时，迎击于城缺，斩悍贼，但诸城门先后被攻破，“贼四面至，往来巷战，死”。

江苏无锡人邹鸣鹤是道光二年进士，咸丰元年由顺天府尹擢升广西巡抚。咸丰三年，武昌已陷，回籍江宁，筹办沿江防务，协同防守。及江宁陷，书绝命词后，自率队出，至三山街，竟被太平军中的人出来了，大声喊到：“此守桂林之邹巡抚也！”呼其名而诟之，对邹鸣鹤进行污辱谩骂。邹鸣鹤亦骂不绝口，最后被太平军“支解而死”。

江宁城被攻陷时，清政府许多官员集体自杀，以谢国明志：署布政使盐巡道涂文钧、江安粮道陈克让、江宁知府魏亨逵、同知承恩、通判程文荣、上元知县刘同缨、江宁知县张行澍等“同死之”。

以上种种血腥现象已经雄辩地说明，太平天国军队进入江宁城时，并没有出现人们期望的那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感人热烈场面，相反则是强攻猛打厮杀、野蛮占领这座城市后，大开杀戒，滥杀无辜，其杀戮行为与对这座城市的破坏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程度。

1853年3月29日，洪秀全在杨秀清和文武百官以及强行组织来的黎民百姓跪迎欢呼声中进入江宁城。洪秀全将江宁更名为“天京”，并以此作为都城，正式定居了下来。此时的太平军已经发展壮大到60万兵力，足可与清王朝对峙抗衡一阵子。

太平天国在江宁定居后，开始大兴土木，兴建宫室，将原先的两江总督衙门毁坏后扩建改建为天王府。为了“广其址”扩大建筑规模，将附近居民房屋强行拆除搬迁。为了建造洪秀全的天王府，“役夫万余，穷极奢丽。雕镂螭龙、鸟兽、花木”，并且大多用黄金制作。除了洪天王的天王府，其他“伪王皆建伪府”，致使江宁人民的负担日益加重。

由于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吃饭的太平军，致使江宁城内粮食紧张，太平天国就“驱妇女之老而无色者出城，听其自散”，实际上就是把无数家庭给拆散了，让许多老年妇女无家可归。另外，更为无耻的是，“尽取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妇女，指配给众，不从则杀之，守志者多自尽，死者万计”。这里的“指配给众”就是将这些妇女分配给太平军做性奴，根据职位高低，分配到的女性多少不同，这些妇女如果不服从就格杀勿论，有许多妇女选择自杀守节这条路，惨死者数以万计。江宁城内，哀嚎声四起，其现象是凄惨至极矣。

在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体制机制建设完善后，洪秀全接着就分兵主动出击，一路“分党北犯中原”，企图占领河南、直隶，最终威胁清政府皇城所在燕京，致使“天下骚动”，但最后还是被清军打退到黄河以南；另一路由李秀成、李世贤兄弟分别率兵进犯苏、沪、杭等地，浙杭地区沦陷；其他如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人都有领兵出击任务。从此，太平军与政府军双方攻夺之战不断，尤以江宁最为频繁和惨烈。

由于“太平天国”是在清王朝版图上出现的反政府政权，注定要不断遭到政府军的剿灭打击，因此，洪秀全“踞江宁”不是给江宁一方土地带来福音，而是带来更多的灾难。江宁从太平军到达那一天起，就已经变为政府军与太平军交战的主战场。

清朝政府一路以湖北提督、钦差大臣向荣为将领，领兵一万七千余人，进攻江宁的通济门外及七桥瓮贼垒，连续攻破后又驻屯紫金山的孝陵卫，共结营十八座，号称“江南大营”。都统琦善又以钦差大臣身份，率直隶、陕西、黑龙江马步诸军驻扎在扬州城外，号称“江北大营”。江南江北两大军营随时向江宁城发起进攻。

但太平军势头凶猛，双方在江宁及周边不断上演着占领、夺回，再占领、再夺回的拉锯战，太平军也造成了周边地区大量杀戮事件。

与江宁相邻的杭州城被攻破时，江南诸军统领瑞昌及杭州副都统关福、江苏粮储道赫特赫纳以下“男妇四千余人，自杀同死”。

又据丹阳民国《束氏宗谱》记载，太平军在攻克常州时，地方政府组织民团阻止“长毛”（即太平军）东进常州，当地的苏、束、毛三氏族人与太平军对阵交战，结果除参战者全部被杀戮外，太平军还进村烧房灭族，当时仅束氏家族就有几百人被杀戮。至今在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的“束家村”，村上没有一个姓束的人生存。据当地老人回忆，束家村的人当年被长毛全部杀光了，现在村庄上虽然全为吴姓人氏，那都是后来从附近别的村庄搬迁过来。束家村的罹难情况与地方史乘谱牒记载完全相符。时过境迁，“束家村”地名成了那段惨痛历史的活化石。

话说到了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清朝政府在与太平军交战过程中吃了不少苦头后，开始任命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督诸军进讨太平军。正在家乡湖南“练乡勇、创水师”的曾国藩接到朝廷命令后，在衡州湘江一带治战船，募水勇四千，分为十营，募陆勇五千，亦分为十营，组成“湘军”，亲统大军从衡州出发，水陆并行，“夹江而下”，准备先收复江宁。

在曾国藩统一指挥下，清军“十道并出”，向江宁及周边发起战略性的点面结合的全面围剿进攻。从此，曾国荃有捣金陵之师，李鸿章有征苏沪之师，载福、玉麟有肃清长江下游之师；大江以北，多隆阿有取庐州之师，续宜有援颍州之师；大江以南，鲍超有攻宁国之师，运兰有防剿徽州之师，左宗棠有规复全浙之师。而具体负责夺回江宁城、摧毁太平天国核心堡垒的任务，交由曾国荃的“金陵之师”完成。

同治二年（1863年）春，曾国藩亲自到弟弟曾国荃负责指挥的前沿阵地视察，给将士们鼓劲。到了四月，政府军攻下了雨花台及聚宝门外的太平军石垒。接着又连克上方桥、江东桥，近城的中和桥、双桥门、七瓮桥，稍远的方山、土山、上方门、高桥门、秣陵关、博望镇等太平军堡垒。十月，又分军扼守孝陵卫。

此时，李鸿章率领的军队攻克了苏州。李秀成率太平军败众到丹阳、句容地区待命，自己则潜入江宁城内，劝说洪秀全一道逃走。洪秀全不听，李秀成只好留下，与洪秀全一道守城。

同治三年（1864年）春，政府军相继攻克了钟山天保城、地堡城，开始对江宁主城区形成围合之势。江宁城中粮匮，太平军就“种麦济饥”。曾国荃迭令掘地道数十处，而太平军又筑月围以拒官兵，双方士卒多有伤亡。

同治三年五月，政府军水师攻克了位于江北浦口的水陆要道九洑洲，清军水陆大军通过血战，终于扫清了江宁附近江面上的太平军营垒。

六月十六日，政府军通过地道火发来炸城墙，致使城墙崩塌二十余丈。政府军冲进江宁城内，与太平军展开血战，很快，“江宁九门皆破，守陴贼诛杀殆尽”。这一幕，与1853年11年前的太平军攻打江宁城，又何其相似乃尔。

当政府军占领“伪王府”时，发现洪秀全已于一月前服毒自杀，通过严密搜查挖掘，“获其尸体于伪宫”，最后被“戮而焚之”。

曾国荃令闭城门救火，搜杀余贼。获洪秀全兄洪仁达及李秀成，将其全部诛于市。凡伪王主将大小酋目三千余人，皆死于乱兵中，共“毙贼十余万”。同时救出难民数十万。可以想见，此时的江宁城又与十多年前的太平军攻进来时一样，再一次呈现血流成河、流血漂杵的惨状。

江宁城重新回到清朝政府手中。捷报传出，天子褒功，诏嘉曾国荃坚忍成功，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曾国藩加太子太傅，封一等毅勇侯，赏双眼翎。清朝政府“开国以来，文臣封侯自是始”，曾国藩为文臣封侯第一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太平天国占据江宁期间，“江宁城内，士民谋结合内应”，惜“屡爽期，迄无成功”，说明当时江宁城内居民还是在积极配合政府军开展收复江宁行动的。

从1853年太平军攻打江宁城那一刻，到1864年太平天国被清政府灭亡的十来年时间内，对于当时的江宁人民而言，几乎很难过上像样的“太平”日子。试想，城外就是政府军，城内就是太平军，双方对峙，天天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一个要攻城，一个要守城，开始是政府军在城内、太平军在城外，后来是太平军在城内，政府军在城外，双方轮番上演守城攻城、攻城守城的阵地战，可怜江宁城中百姓，连续十来年，整天处于战争阴影笼罩之下，期间也可能出现过一两件短暂的值得开心的事，但对于南京这片土地而言，那是历史上的南京人遭受磨难时间最长的一段痛苦岁月了。

太平天国给昔日之南京带来的无疑是一场场劫难，今天的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将这个曾经把昔日“江宁”弄得鸡犬不宁的“伪朝”所建立的“伪都”与堂堂正正的“六朝”与“明朝”的都城来相提并论。南京是“七朝古都”，足矣。

2022年3月21日于金陵四合斋

作者束有春，文学硕士，研究员。长期从事我国文化史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出版《感知风骚时代》《金陵四合斋诗文（不惑集）》等学术著作多种。现为《炎黄文化》杂志副主编。（关注微信公众号：NJHFHHH，在旅行中感触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