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让清朝人口有“爆炸式增长”，主要得归功于乾隆这个“十全老人”。

人口数量问题，历来是任何一个国家极为重视的问题之一，古代如此，现代也是如此，毕竟人口的多少，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生产力的高与低。

而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一次人口“爆炸式增长”的时期，据说人口数量从七千多万，一跃增长至四个多亿。

这个时期就是清朝，正是在清朝时，我国的人口数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清朝人口增长如此之快呢？

说起来，这背后最大的“功臣”，就是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至于乾隆皇帝是如何做到的，下面我们来一一进行分析。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人口想要增长，离不开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社会环境稳定，没有战乱、战争等减少人口的情况，二是百姓能吃上饭，并且能吃得饱，不至于被饿死，三是赋税合理，不会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况。

理论上讲，只有具备了这三点，那么一个国家或者是朝代的人口基本上就能得到增长。

而根据这三项基本原则，再来看看清朝入关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大体看下来，也差不多符合上述的三点要素。

比如，顺治作为第一位入主中原的清朝皇帝，其在位期间的所作所为，奠定了清朝能够稳定局势，并顺利统治华夏的基础。

而由于顺治的打基础，继任的康熙皇帝，才能通过南征北战，创造出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而在社会环境稳定之后，康熙在其在位第五十一年的时候，又颁布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政策，那就是著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诏令。

此诏令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一改往日”按丁征收“税银的惯例，变为新增人口不再征收税银，这样一来，大大刺激了人口的增加。

与此同时，当时的清朝又大力推广了玉米、马铃薯这种易种植、产量高的农作物，大大减少了百姓被饿死的几率，也有助于人口的新增。

而到了雍正在位时，在康熙皇帝的基础上，雍正又颁布了一道意义重大的诏令。

这道诏令就是著名的”摊丁入亩“，其意义之大，影响之深，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跨时代“的税制改革方案。

在此之前，历代朝廷收取赋税的方式，是以人口数量为基准，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有多少人，那就征收几个人的税。

初一看，这种方式好像没什么问题，但问题是，民间贫富不均，如果一个地主家的人数与一户贫民家的人数相同，那么就意味着，地主家和贫家所缴纳的税额是一样的。

并且，在税制改革之前，还有不少官员士绅，利用手里的特权，故意少报、漏报家中人口，以至于到了后来，有钱的人大部分都不用交税，而贫苦人家却不得不替补上官员不交的那一部分。

久而久之，百姓们赋税的负担越来越重，也就不敢多生孩子，毕竟多生一个就要多交一份税。

而雍正皇帝”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则大大改善了这一局面，他把赋税从按照人丁收取，改为按照拥有田地多少收取，田地多得多收，田地少的自然就少收。

这样一来，那些坐拥大片田地，并借特权逃避赋税的官员士绅，就没有了不交税的借口，由此，清朝百姓的负担大大减轻，而人口也就逐渐有所增长。

虽说清朝有不少令人诟病之处，但雍正皇帝这一招，确实也深受后人所称道。

除了推行”摊丁入亩“政策之外，雍正皇帝还有几项有利于当时统治的政策，比如”火耗归公“，再比如”高薪养廉“等，总之随着他的一系列政策的推行，大清的国立蒸蒸日上。

而国力一强，百姓们的日子相对就好过一点，因此人口增加，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但不管是康熙还是雍正，他们所制定的战略也好，还是推行的政策也罢，都只是为清朝人口增长奠定了基础，清朝的人口”爆炸式增长“，论起功劳来，还真的不在于他们。

真正”居首功“的，则是康熙的孙子，雍正的儿子，也就是清高宗乾隆皇帝。

在说乾隆皇帝为何居首功之前，先来看一组明朝人口的数据。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明太祖朱元璋进行了他登基以来第一次人口统计（注意是人口统计，不是人口普查），得出的结果，是当时有户数一千零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

之后，朱棣登基，在他登基之处，天下户数达到了一个顶峰，有1141万余户，增长近一百万户。

但在朱棣之后，明朝的户数和人口数开始逐年递减，到了弘治（明孝宗朱祐樘年号）四年，户数降为911万余户。

按理说，明朝在经过朱元璋和朱棣两代人的治理后，人口理应有所增长，怎么反而开始逐年减少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明史》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

”或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引贾四方，或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明史》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明朝中后期的很多百姓，已经不在原有的固定居住地生活，而是离开家乡，要么寄身豪门，要么就是四处做生意，总之，其踪迹飘忽不定。

而这飘忽不定，就给当时的明朝统计人数，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明朝统计人口，并非是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按人数计算，而是按照户数来统计，如果一户人家不在当地生活，转而流转他乡的话，原所在地的里长等人，就会把这一户勾除。

但这边勾除不错，那边却没有加上，两者一相加后，这一户人家就”凭空消失“了。

并且，从洪武后期开始，明朝对于户口的登记对象，不再是以全部人口为基准，而是以需要承担赋税的人口为基准，换句话说，所有登记在册的户数，其实只是全国的”纳税人口“。

再加上当时有不少地方官员以及更基层的里长等人，在统计时隐瞒作弊，导致漏报、瞒报数量越来越多，因此，这才造成了明朝登记在册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少。

也就是说，明朝实际上的人口数量，远不止明朝官方统计出来的那些数字，这也就是为何在万历年间，张居正非要实行”一条鞭法“的原因之一。

实在是因为民间的人数，已经成了一笔糊涂账，大量人口不缴纳税赋，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而万历年间的人口，也是因为”一条鞭法“的实施，出现了可观的增长，在万历六年所进行的人口统计，其结果是户数为1062万余户。

之所以要说这些，就是因为这些数字，与清朝人口”暴增“有很大关系。

清朝入关之后，也对人口进行了数次统计，比如在康熙年间，就先后进行了四次，雍正年间，也进行了两次。

不过，在统计方式上，清朝改变了明朝以户数为准，使用以”丁计人口“为主的方法。

什么是”丁计人口“呢？简单说就是按照一个家庭里，有多少个成年男性（16岁-60岁），那就算做几丁。

按照这个方式，康熙年间所得出的人丁数量为2331万余人。

用这个方式统计出来的人口，虽说并不准确，但较之明朝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并且，经过康熙和雍正两代人的努力，在明末清初时因战乱减少的人口，确实也在逐步增加。

但增加归增加，此时还基本上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而在乾隆登基后，人口开始出现异常的增长。

公元1741年，乾隆皇帝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普查出来的结果，是当时全国共有人口14341万人，也就是1亿四千万之多。

而到了1795年，也就是乾隆皇帝在位末期，再次进行的人口普查中，得出的人口数量则为30746万余人，也就是3个多亿。

这个数字，比康熙年间所统计的2331万余人，足足增长了13.19倍。

要知道，康熙统计人口的时间，为公元1710年，而乾隆统计人口的时间，则为1795年，两者相距也不过是八十五年而已。

八十五年虽说不短，但人口再怎么增长，也不会增长得如此之快，居然从2千多万，一下子变成了3个多亿吧。

那么，人口异常的增长，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其实答案很简单，问题就在于当时乾隆皇帝使用的统计方式。

乾隆皇帝是怎么统计的呢？准确地说，他采用的是以”民数“为单位。

所谓”民数“，说白了就是按人头查，家里不管是男女老少，都算作一个，这与我们现代的人口普查十分相似。

也就是说，乾隆皇帝不再使用”丁计人口“来统计，而是采用普查的方式来统计。

而他得出的结果，自然也是以”民数“计算出来的，但问题在于，他对比的数字，可是按照”丁计人口“得出来的结果。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前文已经做过介绍，总之就是，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

当然，乾隆皇帝按照民数也不算太大的问题，如果统计的准确，倒也不失为进步，但关键是，当时统计的所谓民数，完全是一笔糊涂账。

比如，当时由于执行有“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因此，统计人数不牵涉到纳税等事务，与朝政也无多大用处，所以，官员们在统计时，往往对此极为不上心，大多应付了事。

甚至，部分官员为了逃避朝廷指派的统计任务，干脆派手下的小吏前去统计，而小吏则为了偷奸耍滑，要么随便一报，要么糊弄了事，因此，得出的结果，真实程度极低。

这样一来，层层上报给乾隆皇帝的数字，水分有多大可想而知，对此，乾隆皇帝却置若罔闻，依然把这个数字当做真的一般。

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乾隆要通过人口的增长，来论证自己开创了一个”盛世“。

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乾隆为了能在自己”十全老人“这个称号上添光增彩，因此就无视统计方式的不同，甚至有可能还默认了这种方式，而在他的引导之下，下层官员为了让”万岁爷“开心，所以就层层瞒报，无限夸大数字，来衬托乾隆口中所谓的”盛世“。

至于说乾隆之后，人口的持续增长，统计方式也是如此，其结果自然也是没个准数。

比如，曾经在光绪年间，当时统计的四川人口数量，与我们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基本一致，这种结果，稍微想一想，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事。

并且，脱离人口基数，单看人口的绝对数量也是没有意义的，真要比，那就看增长比例。

根据历史学家考证，明初时，人口数量约为6千万，两百多年后的明末时，则大约在1.5亿（此处存疑，有说1.2亿，有说1.9亿，因此取中间数1.5亿），两者相比，增加了2.5倍。

而从明末到清末时，人口增长为四万万，也就是四亿，这两百多年增长了约为2.67倍。

同样是两百多年，一个是2.5倍，一个是2.67倍，这数值基本上相差不多，完全在合理的范畴之内，因此就谈不上清朝“人口爆炸式增长”。

所以，清朝人口”爆炸式增长“这个话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统计方式的不同，造成的结果也没有可比性，同时中间的水分也极大，归根结底，这都是乾隆为了彰显自己的功绩得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