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观要正，开车要稳。

——李三观

《野史纲目》第629期

——野史纲目——

公元前210年，这一不寻常的年度里，秦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始皇嬴政病故于沙丘，赵高、胡亥、李斯联合发动了“沙丘政变”，少子胡亥登基为王。始皇巡游、胡亥随行、善后无策、李斯变节、隐瞒死讯、扶苏自杀等看似偶然性十足的一件件事恰好又巧妙的联系到了一起，仔细看来，每件事的发生又有其内在的必然因素，其根源均蕴含在君主集权制度和专制主义文化之中。下面笔者从“沙丘政变”的入手，一起来看下社会历史发展中偶然与必然的相互关系。

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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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始皇为何出巡

假如始皇不进行第五次出巡，一切的一切就都不一样了，那始皇嬴政为何进行第五次巡游？在我看来，始皇第五次出巡主要是发生了以下两件事，使他不得不出巡：

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陨石降落本身也没啥事，但是有人在陨石刻字“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帝哪里受得了别人说这个，由于没有查到刻字之人，恼羞成怒的始皇帝下令斩杀陨石周边的百姓。这件事让始皇内心深处加深了对国灭身死的恐惧感。

路人献使者玉，称“今年祖龙死”；秦使者从关东返回咸阳，路遇一人献玉，让他将玉石交给“滈池君”，并接着说“今年祖龙死”。秦朝以为得水德，“滈池君”代表水神，即秦朝皇帝，“祖龙”代表始皇。使者将此事汇报给始皇，始皇深感不安，为了转危为安，始皇占卜得“游徙吉”，需要外出巡游来化解危机。

基于以上两个事件，始皇决定第五次巡游。从表面上来看，第五次巡游是由于始皇对占卜之话深信不疑，实际上做出这种选择也存在着必然与无奈。一统天下之后，继续施行严刑峻法、穷兵黩武，滥用民力的统治政策，统治者与国民之间矛盾越来越尖锐。但是始皇又没有积极有效的措施来改变困局，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占卜者之言，听从“游徙吉”的建议，毅然选择进行第五次巡游。

赵高（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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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亥从游实则另藏玄机

前四次都没有参与巡游的胡亥这一次怎么就恰巧就跟着去了？胡亥的跟随是“沙丘政变”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表面来看，少子胡亥跟随自己的老父亲外出巡游，合情合理。实际上还有另一种可能，胡亥伴游是赵高策划阴谋的组成部分。

由于始皇统一之后先后已经进行了四次巡游，中车府令赵高常伴左右，对此早已是轻车熟路。这次要开始第五次巡游了，长期伴随始皇左右的赵高很可能已经预测到秦始皇破败的身躯无法承担长途远游的劳顿，暗示胡亥请求跟随。

赵高精于权术，出身卑贱，心理又极端阴暗。作为胡亥的老师，赵高在教导胡亥的过程中，故意让其表现的忠厚仁慈的一面。政治上表现的傻白甜，对于权术毫无兴趣。又利用老年人疼爱幼子的心理，使始皇破例允许胡亥随行，为之后的“沙丘政变”埋下伏笔。

胡亥（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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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始皇病故，身后之事的安排何故如此草率

秦始皇与大臣未能对身后之事提前做出必要安排，成为“沙丘政变”得逞的重要因素。假如始皇对身后之事预先考虑，早做安排，就不会给赵高、胡亥等留下可趁之机。在笔者看来，主要是以下两点原因导致始皇身后之事一直悬而未决：

覆灭六国天下一统之后，始皇之心日益骄固，他极度享受着封建集权带给他的荣光。他的内心极度的膨胀，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可以听得进建议的雄主了。他认为既然他完成了前无古人的功绩，那么拥有常人无法得到寿命也是应该的。而且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就不会听从其余人的建议。

随着始皇越来越膨胀，臣子也由统一之前的犯颜直谏，不惧生死，悄然转变为溜须拍马，逢迎皇帝的喜好，揣测皇帝的心意。无论多么荒谬的事情，臣子也只会表示赞同，不敢提出任何的异议。

以上两点简单的概括为：始皇认为自己的想法都对，不会听别人的。群臣认为始皇开心就好，他们也不会去给始皇提建议。直到车队行到平原津始皇都快不行的时候，都没有臣子敢去提让他安排后事的建议。因而当始皇自己感觉自己大限将至之时，才匆忙草拟诏书，为赵高、胡亥的“沙丘政变”留下了可乘之机。

指鹿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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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鼠哲学”奉行者李斯的倒戈一击

“沙丘政变”主要的参与者是赵高、胡亥、与李斯。胡亥于秦国寸功未立，赵高仅仅为中车府令，俩人的权利与威望均不足以发动政变，因而李斯的主持并参与，是政变成功的必要条件。

李斯原本楚国一小吏，出身卑微，家境贫寒。在一日观察完厕鼠与仓鼠之后得出了他平生奉行的“老鼠哲学”：

“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一生都在苦苦追寻功名利禄，赵高更是看到了这一点。成功拉拢李斯的加入他们无形中就给政变的有利实施上了一道保险。于是赵高为李斯分析利害关系：李斯五个方面不及蒙恬，蒙恬与扶苏交好，假如扶苏即位，李斯必将相位不保，还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假如听从赵高的安排，必将封侯拜相，子子孙孙受用无穷。在做了一番权衡之后，奉行“老鼠哲学”的李斯加入了赵高一伙。

李斯本人既有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的一面，又有首鼠两端、自私自利的一面。统一前后，无论是皇帝还是臣子，均悄然完成了角色的转变，皇帝日益骄固，臣子越发逢迎。在封建专制文化里，诸如李斯这样的大臣都会首鼠两端，为了追求个人私利将国家利益都抛到脑后，秦焉有不灭之理。

李斯（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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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几车臭鲍鱼掩盖死讯的荒唐与可能

赵高、李斯等能够长时间隐瞒始皇死亡的消息，是“沙丘政变”得以顺利实施的又一重要的因素。既然要搞事情，那么始皇的死讯就必须得隐瞒住。当时七月天气大热尸体发臭，为了掩盖尸体的臭味，李斯下令拉了一车鲍鱼，用鲍鱼的腥臭味掩盖尸体的臭味。从沙丘到咸阳，一个多月的时间竟然没有被人发现，真的是臭鲍鱼的功劳吗？

这种说法看起来荒唐，但是结合秦始皇平日里的行为方式，这种荒唐就不难理解了。天下一统后的始皇变得日益骄固，对于长生不老变得无比渴求。他为求得长生不老之药，听信术士之言，将自己封闭在宫殿内，与外界隔绝。

“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史记》

如果有人泄露皇帝的行踪，那么就将会被判处死罪。故长期以来，大臣们只能在咸阳宫里等待宦官代传的皇帝诏令，对皇帝的行踪更是无人知晓，也无人敢问。因而在这种背景之下，胡亥、李斯等人能够长时间的隐瞒皇帝的死讯，甚至在皇帝身体腐烂发臭，拉着几车臭鲍鱼走都没人提出质疑。在这种背景下，即使不用鲍鱼始皇的死讯都会被隐瞒的住，因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君主越是被神话，统治越专断，就越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钻空子。

秦始皇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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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子扶苏见诏自杀，他为何不确认一番

拉得李斯入伙的赵高师徒政变进行的很顺利，他们将始皇遗诏由让扶苏回咸阳主持葬礼，变更为立胡亥为太子，指责扶苏蒙恬等守边无功，责令两人自杀，并派人将遗诏递交到他俩的手中。长子扶苏如何对待这封遗诏，对自己乃至秦帝国都关系重大。

虽然赵高等人篡改了遗诏，但是扶苏只要是活着，那么“沙丘政变”就不能说成功。地处北郡的扶苏依旧具有如下优势：

扶苏为皇长子，是皇位的最有利的竞争者，史称扶苏“刚毅而勇猛，信人而奋世”，在朝野上下具有很高的威信。真正的去朝堂对峙一番，得到的支持者肯定不在少数。

上郡地处内使之北，离咸阳不远，是秦帝国最重要的军事要地，驻扎大军三十万。扶苏在上郡监军，与大臣蒙恬共事，参与军政。即扶苏、蒙恬手中掌握着大量的军权，发兵咸阳，朝发夕至。

在朝堂内部，蒙恬将军的弟弟蒙毅在朝堂内部官拜上卿，深得始皇信任。如果扶苏有意，即可和朝堂内部的蒙毅、冯去疾、冯劫等形成内外呼应，起兵发难，那么粉碎政变，挽救败局未尝不可。

使者至，发书，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止扶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史记》

可惜的是扶苏接到诏书后没有任何的怀疑与犹豫，随即就要选择自杀。蒙恬劝阻，事关重大，请核对后再做打算也不迟。扶苏坚持认为：父亲赐死儿子，哪还有再请示确认的道理，随即就自杀了。

蒙恬

对于扶苏的选择，人们大都感到不解，蒙恬说的甚是有道理，确认之后再自杀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结合秦国当时的政治制度、历史环境、文化氛围再去看扶苏的选择，则具有极大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愚以为通过以下两点就可看出：

正面来看，秦统一之后，建立的是君主专制的集权国家，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威。思想上要求与君主达成统一，采取“焚书坑儒”等一系列高压政策，确保君主意志能顺利贯彻实施。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天下的思想即君主一个人的思想。在这样文化背景的熏陶之下，扶苏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就不足为奇。

侧面来看，从赵高给胡亥透露遗诏内容，胡亥第一反应也是无条件接受，自己也认为自己无寸功于秦，当立扶苏。但是在赵高一番巧言游说之后，胡亥答应参与政变。胡亥轻易答应参与政变与他从小接触赵高的“谆谆教诲”有很大的关系，但不排除他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小人。但是扶苏本性坦荡，表里如一，面对皇帝诏书贯彻执行因而不足为奇。

始皇施行文化专制的目的就是为了愚民，全国用一个大脑思考，让国民彻底贯彻执行君主的指令。但是现实却给始皇开了个玩笑，率先受到这种专制文化欺骗愚弄的是长子扶苏，并因此毁掉了赢氏先祖几代人创下的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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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扶苏自杀，“沙丘政变”宣告成功。从此师徒二人组一系列的折腾将大秦帝国带向了灭亡。整个政变过程跌宕起伏，离奇曲折，各种偶然与必然因素彼此交叉在一起。一个个事件彼此联系、前前后后相互作用，看似偶然的背后实则是必然的结果，看似必然的结果又透出些许偶然的成分。

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正常状态下各种力量、各种因素就会达到一个平衡，但发展到某个时段，一个看似偶然的小事就会打破这种平衡，引起轩然大波，直至再次建立这种平衡。这种因素无疑会推动社会一次次的变更，推动人类的一次次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