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南渡后，刘琨、阎鼎等人以及河西的张轨集团坚守北方，顽强抵抗少数民族的入侵，竭力挽救着西晋王朝的危亡。在这种积极救世心态的影响下，这部分士人也创作了一些以救亡为主题的文学作品。

其中，一部分作品感慨丧乱，流露出士人救亡的坚定决心；另一部分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士人为挽救危亡所做的努力，包括劝晋帝登基的表文、与异族的书信盟约以及战争中的檄文、上疏等；还有一部分作品表达了救亡的艰辛和士人的忧虑悲叹之情。

这些作品忧时愍乱，具有浓厚的爱国情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晋末年一批试图走救亡道路的士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以及对家国的深厚感情。同时，作品隐含的悲剧意蕴也说明在那个各种矛盾冲突集中爆发的历史时期，想走救亡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一、忧生念乱，坚定救亡之心

西晋末年，时局动荡，战乱频繁，尤其是北方地区，各军阀势力相互倾轧，少数民族的变乱风起云涌，大大小小的军事战争连绵不断。多年的战乱和社会的动荡造成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惨烈景象。面对这样的现实，一些士人的爱国救亡之心就被激发了，刘琨就是其中的代表，这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就能看出。

刘琨从洛阳出发后一路北上，当时北方的很多地区都已经被异族所侵占，多年的战乱和外寇的入侵让百姓困苦不堪，表文中描写的“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的惨烈景象就是西晋末年北方百姓生活的真实反映。

这样饿殍遍地、满目疮痍的景象让刘琨十分悲痛，同时也激发了他的爱国救亡之心，于是到壶口关后，他就立刻写了这篇上表，请求朝廷开仓赈济灾民。在奏表中，他向朝廷真实地反映了百姓在异族铁蹄蹂躏下遭受的苦难，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人民深深的同情。此后，无论北方的抗战形势多么惨烈，刘琨的这种救亡之心都是不曾改变的。

晋愍帝即位后，独保一隅，为得到天下的拥护，遍封各地将领，当时的刘琨屯兵晋阳，奋勇杀敌，为了拉拢他守卫边防，建兴二年，帝命其为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加散骑常侍，为了谢恩，刘琨就作了篇表文。除与同类文章一样表达对君王恩典的感激之外，这篇表文反复申述了为王朝效力的忠心和决心。

表文第二段刘琨用郤縠、韩信以及屡败屡战的曹沫、冯异等古代贤将自勉自励，表示自己“实欲没身报国，辄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场，尽其臣节”的坚定意志。紧接着，刘琨又回顾了胡寇入侵、家国沦丧的凄惨景象以及君王对自己的宠幸优待，这更加坚定了他抗战的热情和信心，于是，决心“被坚执锐，致身寇仇”“得骋志虏场，快意大逆，虽身膏野草，无恨黄垆墟”，文章忠肝义胆，壮怀激烈。

《上愍帝请北伐表》《答晋王笺》也体现了刘琨救亡的决心。王浚死后，刘琨成了异族消灭的主要势力，处境十分艰难，可即便在斗争形势十分严峻的时候，他救亡的决心也是十分坚定的。建兴三年，腹背受敌的刘琨作《上愍帝请北伐表》请求朝廷支援，在上表中他说：“臣当首启戎行，身先士卒，臣与二虏，势不并立，聪、勒不枭，臣无归志”，“陨首谢国，没而无恨”，态度果决，志向坚定，充满了誓枭外虏、平定中原的壮志。

张骏颇具文才，《晋书》说其“十岁能属文”，今存诗歌两首，文两篇，《薤露行》就是其中之一。诗歌首先描写了西晋昏臣当道、善恶颠倒的黑暗现实，指出“主暗无良臣”“哲妇逞幽虐”的朝廷内乱是引发社稷倾覆的主要原因。接着又描写了少数民族乘虚而入，江山易手的危难情形，“三方风尘起，玁狁窃上京”，异族入侵，大片国土沦丧，王朝处于危难之中。

面对这样的现实，诗人心中满怀愤懑与哀痛，于是发誓要恢复中华，澄清乾坤，并告诉天上的神灵，请它们为自己的衷心作证。诗歌前十六句都是事件的诉说，最后转向自我志向的表白，充满着爱国主义精神，从“誓心荡众狄，积诚徹昊灵”来看，张骏的救亡之心也是十分强烈的。

二、匡扶晋室，积极挽救危亡

除坚定爱国救亡之心外，以刘琨为首的留北士人还在北方艰难的环境中积极挽救着朝廷的危亡。当时北方军阀林立，为了更好地抗战救亡，刘琨等人就竭力匡扶晋室，这在他们留存的一些文学作品就有真实的记录，比如劝新帝登基的上表、联合异族抗战的书信盟约以及一些与战斗相关的檄文、上疏等。这些作品内容虽然各不相同，但其主旨都是为了在乱世中匡扶晋室、挽救衰败的时局，因而也体现了救亡文学的主题。

前凉的张轨集团留存了很多此类文章，如张轨的《驰檄关中》《遗韩稚书》、张寔的《遗南阳王保书》、张骏的《上疏请讨石虎李期》、张重华的《上疏请伐秦》等，这些文章都是前凉士人为匡扶晋室、挽救朝廷的危亡所作。

永嘉五年，匈奴刘曜攻入洛阳，将怀帝虏到平阳后杀死。面对洛阳陷落的危急形势，凉州主薄马鲂对张轨说：“宜命将出师，翼戴帝室”，此时正逢秦王入关，于是张轨就作了这篇檄文来晓谕关中百姓。文章前半部分写了京都失守、天子播越的紧急形势，又特别强调了司马邺“世祖之孙”的正统地位，旨在号召百姓尊奉秦王，为王朝的复兴出力。后半部分写前去救亡的各路军队的派遣情况，并明确了会师的时间，从中可见张轨为保卫王室、匡救时难所做的努力。

永嘉初年，东羌校尉韩稚杀了秦州刺史张辅，这时，张轨少府司马杨胤劝轨前去讨伐，于是张轨就在出兵前写了这封书信。信中既有武力的逼迫，也有道理的陈说，目的就是劝谏韩稚不能在王朝纷扰之时举兵内讧，而应从国家大局出发，与自己“戮力勤王”“共平世难”，合力为国效命。事实证明张轨的劝说是起了效用的，《晋书》记载：“稚得书而降”，这都得力于张轨的努力。

张寔即位后，刘曜多次兵围长安，但诸侯都无人救援，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寔先后两次派将领王该、韩璞等前去支援，在第二支军队出发时，张寔就给南阳王司马保写了这封书信。信中，张寔诉说了自己“孤州远域，首尾多难”的困窘形势以及当下救亡运动的阻碍，希望司马保能支持自己并出兵奔赴国难。尽管司马保并不是拯救国家危亡之人，但张寔联合王族、积极匡扶晋室的爱国行为却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东晋初年，中原的前后赵政权和巴蜀的成汉政权与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相抗衡，形成鼎足之势，这时，远在河西的前凉政权想要和东晋王朝取得联系就十分困难。晋成帝即位后，因驿道不通，给张骏的诏书耽搁了七年之久，于咸和八年才送达凉州，当时前凉孤立无援。为了更好地经营凉州，挽救北方的颓势，张骏奉诏后遣使上书，恳请东西合击，讨伐赵蜀，却没有得到东晋朝廷的响应。

咸康元年，石勒、李雄先后死去，石虎、李期即位，异族的实力大不如从前，是北伐的大好时机，于是张骏再次遣使江南，给成帝送了这篇上疏。在上疏中，张骏对当下的局势做了恰如其分的估计和分析，也对东晋雍容苟安的态度和行为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判，希望朝廷能把握时机，不要造成“忠良受枭悬之罚，群凶贪纵横之利，怀君恋故，日月告流。虽时有尚义之士，畏逼首领，哀叹穷庐”的消极后果，最后更以少康中兴和光武嗣汉为例，激励朝廷出兵“吞噬遗羯”，光复中土。

虽然最终东晋朝廷仍置之不理“坐观祸败”，错失了北伐的大好机会，但从中仍可见留北士人张骏克复中原的心愿以及为挽救危亡所做的努力。这篇疏作“颇重辞藻，带有骈文气息”，又恰当引用典故，文风犀利，写作技巧十分成熟，是五凉文学的代表作品，刘勰《文心雕龙·章表》篇也对此文非常赞誉，称其“文致耿介”，为“陈事之美表”。

张重华即位后，多次打败麻秋的进攻，使后赵政权逐渐没落，而此时，关中的前秦政权却正在迅速崛起。公元352年，石虎西中郎将王擢被苻雄打败逃亡凉州，得到了张重华的优待，此后，张重华多次派王擢率兵攻打前秦都失利而还，于是他就给东晋王朝写了这封上疏。

在上疏中，张重华对石虎的力量以及山东、长安的局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当务之急是平定关中的前秦势力，希望东晋政权乘有利时机迅速采取军事行动，与前凉军队配合，一举荡平贼寇，完成统一大业。从中可见张重华作为留北士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以及为挽救危亡所做的努力。

为了抗战救亡，刘琨还积极地联合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来壮大自己的力量，羯人石勒、鲜卑族段匹磾都是他争取团结的对象，这主要体现在《与石勒书》和《与段匹磾盟文》两篇文章中。

永嘉五年十月，刘琨找到了石勒失散多年的母亲王氏及其从子石虎，派部下张儒送到石勒处并写了《与石勒书》，希望抓住有利时机，团结石勒。这篇书信主要围绕以下两方面来写。

第一，对石勒晓之以大义。书信开篇回顾了石勒在中原纷扰之时的发迹过程及其势力没有发展壮大的原因，得出“存亡决在得主，成败要在所附”的论点，阐述乱世之中选择所依附力量的重要性，“得主则为义兵，附逆则为贼众。义兵虽败，而功业必成；贼众虽克，而终必殄灭者也”。

接着，列举了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一些农民起义军，“昔赤眉盛于东海，黄巾连带三州，张昌李辰僭逆荆豫，或拥众百万，横逸宇宙。所以一旦败亡，正所谓兵出无名，聚而为乱”，用他们的事例说明没有朝廷名号的出兵就是聚众为乱，是不义之战，无论势力发展多大，最终都必然会败亡。

第二，对石勒说之以利害。书信用大量的事实为石勒分析利弊，首先，用历史上一些农民起义军的败亡之事来警醒石勒，接着，从现实出发，剖析了当时的局势和依附刘聪的弊端。

在书信中，刘琨晓之以大义，说之以利害，分析局势，陈说利弊，论点明确，有理有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书信虽然是为了拉拢石勒所作，但刘琨义正辞严，不卑不亢，很少有对石勒的赞美之辞，文章“清切雄健”，从中可见刘琨的忠君爱国之情。

段匹磾是西晋的鲜卑族段部首领，世代居住在辽西地区，建兴二年，晋尚书幽州刺史刘翰投鲜卑段氏，段氏就占据了蓟城，后领幽州刺史，封“渤海公”。建兴四年十二月，刘琨被石勒打败，投奔了段匹磾，为抗击石勒，刘琨就团结段匹磾与其结盟，并写下了这篇《与段匹磾盟文》。

总结

刘琨奔幽州的时候，西晋王朝已经灭亡，但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他依然心存希望，想借助段匹磾的力量东山再起，消灭刘聪石勒，兴复晋室。因此，忠于王朝、抗击外虏就成了刘琨立誓的主要目的，也是这篇盟誓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