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犯法，凭啥追究母亲责任？

乔志峰

连坐、株连，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强化对人民恐吓、控制的重要手段。一人有罪，全家甚至全族都要悉数被诛灭，有些连无辜的亲朋和邻里等社会关系人都不放过。显然，这是非常无理也非常残忍的。

（配图是我的书法习作，请教正！种德收福。“好人有好报”不是迷信，指的是好人存善念、行好事，自然就会得到其他人的认可、尊重和善待。）

人们常说“十恶不赦”，有哪“十恶”呢？一为谋反，二为谋大逆，三为谋叛，四为恶逆，五为不道，六为大不敬，七为不孝，八为不睦，九为不义，十为内乱。也有其他不同版本，略有区别，大同小异。但不管是哪种版本，“谋反（反叛）”都排在第一位，且适用连坐和株连。事关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当然怎么严酷怎么来。

春秋时，佛肸（bìxī）担任中牟县宰，由于一些缘故，发动了叛乱。据史学家统计，到了春秋末年，连续发生多起陪臣叛乱事件，如鲁国的阳货、南蒯、公山弗扰和晋国的佛肸等。有论者认为，“这些叛乱严重动摇了以周朝为天下一统的统治根基，预示着新兴地主阶级即将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因此，此伏彼起的叛乱不可避免，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具有积极的意义。

佛肸叛乱的是是非非，就交给史学家去研究吧，我们今天要说的不是佛肸，而是佛肸的母亲。

佛肸不是叛乱了嘛，不仅他自己“十恶不赦”，就连他的家人也受牵连，要全部处死，并查没所有家产。在官吏前往处死佛肸的母亲的时候，佛肸母亲却表示：“处死我，是不对的，我不应该死。”官吏询问原因，佛肸母亲说：“我只跟主君说，不会向其他人解释。你替我通报主君，我就说；如果你不通报，我这么个老太婆，反正已经是黄土埋到脖子的人了，死就死了吧，没啥大不了的。”

官吏当真将佛肸母亲的话向主君进行了汇报。当时的主君，就是著名的赵襄子。赵襄子竟然答应接见佛肸母亲，询问缘故：“你说你不该死，你倒说说，你有什么理由？”佛肸母亲毫无惧色，反问道：“你说我该死，又有什么原因？”

赵襄子回答：“因为你的儿子谋反叛乱。”佛肸母亲继续反问：“儿子谋反叛乱，当娘的为什么该死？”赵襄子倒也不以为忤，而是耐心解释：“养不教，父母之过。你不能好好教导你的儿子忠君爱国，所以才让他走上反叛的邪路，做母亲的难道不该死吗？”

佛肸母亲不屑地叹了口气说道：“唉，我还以为主君杀我还有什么充足的理由呢，原来仅仅是认为我没有教育好儿子啊。其实，我已经尽到做母亲的责任了，我儿子叛乱，责任应该在主君身上。”

她接着往下说：“我听说，孩子小的时候傲慢无礼，是母亲的罪过；长大了不能报效国家，是父亲的罪过。我的儿子小的时候没有傲慢无礼，长大了又能为国家出力，我们做父母的还有什么责任？

我还听说，孩子小的时候，是母亲的儿子；长大了，就成为母亲的朋友。妇人的丈夫死了，就要听从儿子的安排（夫死从子）。儿子是我生养的，但他已经长大成人了，是你自己任用他做你的臣子的，他首先是主君你的臣子，其次才是我的儿子。你没有好好教导他，那是你的责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事实是，你身边有一个残暴的臣子，我身边却没有一个残暴的儿子，所以说我是无罪的。”

赵襄子茅塞顿开，谢罪道：“您说得有道理。佛肸反叛，是我的罪过和责任啊。”当即下令，将佛肸母亲释放了。君子曰：“佛肸之母，一言而发襄子之意，使行不迁怒之德，以免其身。”

故事出自刘向《列女传》中的“辩通传”。“辩通传”内，多有强词夺理狡辩之术，但对于佛肸母亲这一番议论，我觉得并非狡辩，而是有理有据。

儿大不由娘，爹娘将孩子养育成年，他们就具有了独立的人格和完全的行为能力，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和人生之路，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孩子出了事就要连累爹娘，谁还敢生孩子？还怎么提高国民的生育意愿？

最精彩的部分，是佛肸母亲怒怼赵襄子的那段话——我养大了儿子，你收罗门下，那么你就应当为他负责，你平时是怎么教导、管理臣子的？应该为此负责的，不是我，恰恰是你这个做领导（主君）的啊。你没有反躬自省，反倒迁怒于我、要杀我泄愤，太无理也太霸道了吧？

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尽管佛肸母亲的口才相当好，逻辑清晰、有理有据，但在那个时代，谋反之人要株连亲人，是法律的规定，也是绝大多数人都认可的规矩。株连、连坐是常态，像这样最终不株连的，只是个例。佛肸母亲的幸运，就在于遇到了愿意听取意见、讲道理的赵襄子。假如他遇到的是其他当权者，甭说听这么一个老太婆长篇大论讲道理了，根本连见面的机会都不会给她，直接就“咔嚓”了。

遗憾的是，佛肸母亲凭一己之力、赵襄子以一时之仁，根本无法撼动一个残暴的制度。株连、连坐制度在历史上延续两千余年，直到1905年，在清末法律变革运动的推动下，清廷才正式宣布予以废除。这两千多年里，多少无辜者倒在了统治者的屠刀下，已经无法统计了。好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人类文明进步的道路尽管曲折、艰难，大趋势却永远是朝着文明和法治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