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延明先生在《宋代官制总论》中概述道：“宋承唐制，此唐制，实则为后唐之制。”

宋朝建立以后，在许多制度上都承袭了唐末五代以来的旧制，官制亦是如此。唐末五代时期的官制体制就已经出现了较为复杂的局面，有宋一代在继承的基础上又加以扩充，使得原本就复杂的官制变得更为复杂。

唐末五代及宋初的刑部建制

五代至北宋初期刑部的复杂情况源自于唐代中后期。唐玄宗开元以后，唐朝的中央行政体制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唐朝的中央最高行政体系从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转变。此时的三省并未废除，但是在中央行政体系中已经失去了核心地位。由于使职在此时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尚书省六部的职权逐渐被削弱。

这样一来，隶属于尚书省之下的刑部在这一时期也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其主要变化表现为：唐前期时刑部尚书掌管着刑部实职，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但随着刑部尚书不再掌管刑部的实际职责，对其法律素养的要求也随之下降。

在安史之乱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与使职的进一步发展，御史台的司法权力不断扩大，藩镇割据对司法权力的破坏，使得刑部的职权不断被削弱。这就是刑部在唐代中后期的发展脉络。

五代初期的刑部建制在制度上大体沿袭了唐代，《新唐书·百官志》中有关于刑部的记载：“尚书一人，正三品······三曰比部、四曰司门。”

除了尚书、侍郎以外，刑部下辖的四司官员在《唐六典》《新唐书》《旧唐书》中也有相关记载。

《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中关于刑部郎中员外郎的记载：刑部司设“郎中二人，从五品上”，“员外郎二人，从六品上。”刑部郎中与员外郎分别作为刑部的正副长官，其地位也不容小觑。主要是来辅佐刑部尚书和刑部侍郎，来断定判罪的轻重以及是否符合情理。

《唐六典》关于刑部职官设置的记载，并不反映唐玄宗开元年间实际的官署设置，但确实隋唐以来理想的官员设置模板。按照这个模板，刑部之下共辖四司，每司有两名主要官员。

四司的职能不尽相同，自然所管辖的范围也不同。四司之间相互配合，共同处理刑部应该负责的相关工作。

北宋建国初直至太祖朝后期，刑部与五代时期相比并无太大变动。但到了太祖朝后期，司门司的职能有了明显的弱化，只剩下了刑部一司。从《五代会要》卷一六《刑部》的相关记载中不难发现，只有关于刑部司和司门司的相关记载。

在其他关于记载五代的历史文献中，也没有发现都官司和比部司的相关记载，但都官和比部郎官的官称尚未废除。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刑部下所属的四司，在制度上保留得较为完整，但实际上发挥作用的只有刑部司和司门司。

尚书刑部与之前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会要辑稿》中关于刑部的记载：刑部“以朝官一员或二员主判······分覆旬奏狱状，后止三员。”

以上记载反映了北宋初期的刑部建制。此时的刑部虽然未被废除，但其下辖“四司”的相关职能已经通过他官差遣的形式来得以实现。司马光曾说道：“神宗皇帝以唐自中叶以后······门下覆省，尚书施行。”

司马光并非反对三省分立，而是担心门下的封驳权过大而影响行政效率，因此建议“门下覆省”。

因此，司马光的思路也离《唐六典》三省分立、互相制衡的主张不远。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宋神宗在熙宁元年（1068），进行了官制改革，使得宋朝的官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元丰改制及以后的刑部建制

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宋神宗以《唐六典》为蓝本，想要恢复唐朝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度，进而进行了一系列较大规模的官制改革活动，即“元丰改制”。这是宋代官制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并且是中国古代官制史上的一件大事。自然此次改革在宋朝历史上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宋会要辑稿》引用《两朝国史志》中关于刑部的相关记载云：“刑部判事二人，以御史知杂己上或朝官充······司门皆无所掌，各以朝官一员主判。”以上的记载则反映了仁宗朝与英宗朝的刑部建制概况。

由此可知，从淳化以后直到元丰改制，刑部的建制并无大幅度的变化，只是在人员上略有增减。

宋代的司法制度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司法部门在经历时代的洗礼之后也变得更为细致、分工更为明确。宋初，“台、省、寺······事之所寄，十亡二三。”

刑部在此过程中也朝着更加司法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直到淳化二年，刑部的建制逐步走向成熟。

在淳化以后也有些许变动，但并没有大幅度的变动，此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元丰改制时期，才有一步完善和提升。但是元丰改制机械地推行“二十四司”的体制，“元祐更化”对此进行了适度地纠偏，即“以都官兼司门”。

“绍圣绍述”是宋哲宗亲政后对“元祐更化”的纠偏，但仍然循着虚化刑部之司门司的职能的思路去重构官制。这说明刑部下辖的都官和司门在人员配置上的同一性。按照汉代官制，“都官”是负责“诏狱”的，与御史台的职能类似。而这一职能还写进了宋人编纂的《资治通鉴》。

因此说，在刑部职能的建制方面，必定是以“都官”的职能掩盖司门的职能。“都官”职能的凸显也是刑部作为中央司法机构的典型制度体现。如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诏“都官、比部共置一员。自此都官兼比部、司门之事。”

就进一步凸显出了都官在刑部各司中的传统而重要的地位。在实际的官制运行中，比部主掌与财务审计相关的案件，而都官与司门则发挥着刑部的其他基本职能。“六部”之下设立“二十四司”的体制（相应地刑部下设立刑部司、都官司、比部司、司门司），虽然在具体设置时有些许的变数，但是却得到了延续，贯穿了两宋。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中反映了元丰改制后六部权力及利益分配不均的情况，但这种体制的影响贯穿了两宋：“自元丰官制，尚书省复二十四曹······工屯虞水，生身饿鬼。”吏部、户部、刑部都是公务十分繁忙的部门。

这与宋初三省制虚化，吏部权力由审官院代偿；户部权力由三司使代偿；刑部权力由审刑院代的格局大相径庭。这就是官制上的“元丰体制”的延续。至于从相权角度去界定的“绍兴十二年”体制则另当别论，也并不影响元丰官制在南宋时期的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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