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星期六，书评君的福利派来啦！

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战争总是如影随形。战争对于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从公元前15世纪的美吉多战役，到“二战”，在长达3500多年的时间跨度里，到底发生过什么？

纪录片《二次大战启示录》（2009）剧照。

本期将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享誉世界的战略大师、军事历史学家、军事理论家，坦克和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创始人J.F.C.富勒的代表作品《西洋世界军事史》（全3卷，定价368元）。这部卷帙浩繁的西方战争通史以对西方历史有极重要影响的决定性会战为主结构，详细描述其经过和影响；同时以带有丰富评论的大事记填充过渡，串联起各会战之间的政治发展与战争的由来，讲述了3500年的西方战争史。

《西洋世界军事史》（全3卷）

本周福利

《西洋世界军事史》（全3卷）

前方预警，福利来袭

正如苏格兰裔历史学家戈登·克雷格所说：“凡是对军事史稍有兴趣的读者都会被这本书所吸引。富勒将军《西洋世界军事史》是一部扛鼎之作，从源头全面梳理西方军事组织、战术和战略的演变。或许可以这样说，本书具有两点杰出特色：一、总是在政治和社会历史的环境内审视演变；二、作者谨慎地证明军事机构与作为其基石的公民社会之间存在互惠关系。”

从古希腊人的战船到蒙古人的骏马，从滑铁卢的烽烟到中途岛的火焰，人类历史长期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即使是所谓“罗马和平”与“不列颠和平”的时代，也无不始于战争、终于战争。探寻这种改变部族、国家乃至人类命运的重大活动的规律，就成为古今智者的追求。但军事专业性极强，往往统兵作战者不治史，焚膏继晷者不知兵，像灭东吴的杜预注《左传》，征服高卢的恺撒作《高卢战记》，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

纪录片《二次大战启示录》（2009）剧照。

J.F.C.富勒一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布尔战争，曾在南非、印度、法国等地服役，作为记者报导过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1917年他策划了世界上第一次装甲集群进攻战，德国“闪击战之父”古德里安对他极为推崇。为了完成《西洋世界军事史》，既有军旅实际经验，又富理论创新的富勒，耗费三十年的时间精力，收集资料，几度修订，留下了这部伟大的军事历史著作。

阅读这本书，不仅能够了解数千年来西方战争的发展历程，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深化对西方乃至世界历史的理解，毕竟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一场战争往往会改变历史的流向，例如希波战争中的萨拉米斯会战和普拉蒂亚会战，富勒就认为“在历史上，再没有比这两次会战更伟大的，它们好像是两根擎天柱，负起支撑整个西方历史的责任。”

纵观历史，战争“要想当作一个合理的政治工具，一定需要一个合理的政治目的，这个目的要是可以达到，其在战略上应该是具有可能性的。”在富勒看来，很多军事行动最终的失败并不在战场上，而是政治家忘记了战争的政治含义，变成了纯粹毁灭性的屠夫。

精彩试读

虽然原始时代也有战争，好比奥瑞纳耶人（Aurigancian）出现，穆斯特人（Mousterian）就失踪了，不过在文明尚未兴起之前，有组织的战争似乎是还没有的。文明的兴起有两个根源：发现了某种草的种子可以种植，以及某种吃草的兽类可以饲养。从这两个根源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组织的人类社会，农业的和畜牧的。前者首先发源于尼罗河流域，以及连接巴勒斯坦到幼发拉底河上游之间的“肥沃新月”地区，然后再沿着那条河直到波斯湾；后者据某些人的推测，其主要的发源地应为里海地区的欧亚草原地带。

在前者的情形中，走向文明的第一个步骤是村落的出现，一个有藩篱的地区保护着土地的耕种者和他们所储存的粮食。在后者的情形中，则为马的饲养和车轮的发明。于是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是定居的，一种是游荡的。在全部的历史中，它们都是对立的。为了免受游牧民族的攻击，村落又逐渐发展成为有城墙的城市，每一个都变成了独立的小世界。城墙挡住了车骑，于是防御变成了较强的战争形式，城里人的文明不久即胜过了游牧民族。城墙不仅保护了文明的生长，而且强迫战争的兵器和狩猎耕种的工具不能不分离。于是进一步，兵器又决定了所应该采取的军事组织形式，最原始的即城市公民所用的“方阵”（Phalanx）。在公元前2900年的一块苏美尔人（Sumerian）纪念碑碎片上面，还可以看到对这种方阵的描绘。一排排的人，纵深为6个人。每一个士兵都有弓和矛的武装，戴着一个皮盔，携带着一块正方形的防盾，可以遮盖全身。

在两种文明之中，战争的基本原因都是生物性的和经济性的。牲畜的繁殖愈盛，则寻找新草地的要求愈频繁，任何时候只要有一次旱灾，即可以成为一次侵入的预兆。同样，城市人口愈繁殖，则所需要的粮食愈多，于是必须用来耕种的土地也愈多。所以在两种文明之中，战争都经常是为了肚皮打的，不管是人的还是兽的肚皮。有史以来，在生存的斗争中，“生存空间”（Lebensraum）始终是一个大问题。

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Republic）一书中，也曾讨论过城市问题。在苏格拉底与格劳孔（Glaucon）的谈话中，他指出，战争是文明的风土病。从一个最简单形式的城市为起点，他指出，当文明进步之后，人类的要求也随之而增加，那个足以支持一个原始文明的土地，遂不足以支持一个高级的文明。下面所引述的一段即可以展示其辩论的精华：

苏：于是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国界，因为原有的健康的国家已经不够大……并且要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兽类，以供人民食用。

格：一点都不错。

苏：所以过去足够支持其原有居民的国家现在会是太小了，或者说不够大了。

格：一点都不错。

苏：于是我们想要获得我们邻国的一片土地，以供畜牧和耕种之用。而假使邻国也和我们一样，超过了其需要的限度，并企图对于财富作无限制的累积，那么他们也就会同样地想要我们的土地吗？

格：苏格拉底，那是无可避免的。

苏：那么我们就要发生战争了，格劳孔，是不是？

格：绝对如此……

苏：所以姑且不论战争的利害如何，我们现在即可以断言已经发现了战争的原因，而这个原因也就是国家中一切罪恶的根源，无论公私都是一样的。

格：这是毫无疑问的。

畜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第一次大冲突，发生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代中。从里海地区的北面草原中，涌出了大量的好战民族，即所谓的印欧民族（Indo-European），这一情形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他们成群结队地向东、向东南、向西和向南移动。这种移殖运动的动机是什么，还不曾有确切的考据。也许是因为气候的变化，造成连续的干旱期；或者是如某些史学家所暗示的，优秀马种的选牧和刀剑的发明，驱使着他们向外发展。

在西面，许多游牧部落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即已渡过了多瑙河，变成了希腊、罗马和其他欧洲民族的祖先。其他的一部分，号称雅利安人（Aryan），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又分裂为两个集团：一支向东南进入印度，另一支向西南进入“肥沃新月”地区的北面山地中。这后面的一个集团就号称为伊朗人（Iranian），其中有两个最强大的种族，为米底人（Medes）和波斯人（Persian）。

差不多在这些侵入行动的同时，另外有一个民族，其祖先可能是闪米特人（Semites），号称为西克索人（Hyksos，意为沙漠的王子），又在西亚出现，并蹂躏上埃及（Upper Egypt）地区。他们带着马一同走，在此以前埃及人是不知道有马的。西克索人成功的主因似乎是他们有了马拖的战车（Chariot）和优秀的兵器。战车可能是从巴比伦人（Babylonian）那里学来的，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马即已从北面输入这些地区。

虽然上埃及地区对于西克索人也曾做激烈的抵抗，不过一直等到下埃及（Lower Egypt）的底比斯（Thebes）发动了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才把他们最终赶走（底比斯又分为凯尔奈克［Karnak］和卢克索［Luxor］）。于是雅赫摩斯一世（Ahmose I，前1580—前1557年在位）开始建立第十八代的埃及王朝。在这些战争之中，古老的埃及民兵逐渐变成了一支组织良好的陆军，共分为两个“大师”（grand division）：一个驻防在三角洲上，一个则在上埃及地区中。士兵有弓和矛作武装，也携带防盾，但却没有甲胄。“箭筒”（quiver）已经由亚洲输入，而“火力”也都已经是“成排”（volleys）地发射。虽然尚未使用骑兵，但却已经采用了战车。在“法老”（Pharaoh，埃及王的尊称）的国家牧场中饲畜着数以千计的马匹，而战车制造也变成了一种艺术。

《西洋世界军事史》（全3卷）

作者：[英]J.F.C.富勒

译者：钮先钟

版本：文化发展出版社

202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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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动截止日期：2022年3月21日10时（我们会通过回复留言确认福利获得者，然后请被选中的读者另外单独发一条留言，告诉书评君你的邮寄地址和联系方式）。

整合：安也；编辑：张进；校对：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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