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日寇欲加速灭亡中国的危急关头，当时中国两大力量能再次携手共赴国难，这是民族和国家的幸运，两党合作是抗日战争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前提和保证。其实，在西安事变之前，老蒋早有了联合红军抗日的想法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蒋介石剧照（来自网络）

我们知道，老蒋早先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顽固想法，为此在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时，他曾一退再退、不断对敌妥协，为此还不惜出卖大量的国家利益。

比如，1933年5月31日的《塘沽协定》、1935年6月27日中日的《秦土协定》、1935年7月6日《何梅协定》等等，这些严重危害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条约，都是在老蒋的授意下与日寇签订的。可以说，老蒋为了他的“安内大业”，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的。

蒋介石（来自网络）

但是，这种状况却在1935年底出现的较明显的变化：老蒋对红军的态度，由坚决地赶尽杀绝转为了试探性接触。那么，老蒋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呢？这是因为，1935年未，日寇对我国发动了“华北事变”，这是一个要彻底将中国灭亡的危险举动，先前一退再退的老蒋，此时也深感自己已被日寇逼得无路可退了，他判断中日必将难免一场大战，于是开始调整内外政策，产生了联合红军抗击日寇的念头。

蒋介石（来自网络）

老蒋的这个变化还是很明显的，可以找出不少史实来佐证。

首先是主动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我们知道，自“四.一二”政变后，老将和苏联是彻底闹僵了，说双方成了死敌也不为过，但这时他主动对苏联释放出善意，欲要联合苏联抗击日寇。而苏联出于自己的安全的考虑，也给予了较积极的回应。这一时期由苏联回国的潘汉年，当他到达保安向中央汇报时，告知苏联方面不同意把反蒋、抗日口号并提，说明老蒋与苏联事实的已经有了合作的意向。

蒋介石（来自网络）

其次，老将还直接与红军方面进行秘密接触。从1935年冬开始，国民党先后主动在上海、南京与我党进行了初步接触，后又在苏联的协调下，两党代表在莫斯科进行了秘密接触。

董健吾（来自网络）

而发生在我党党员董健吾和张子华身上的事，说明老蒋已经将两党的再次合作付诸于初步的行动了。1936年初，宋子文经过宋庆龄的帮助，找到了我党的董健吾；同年，陈果夫等一干国民党重量级人物，费尽周折又找到了刚刚从监狱中出来的我党党员张子华，后还将张子华送到大西北苏区。这说明，至少从1936年初，国共两党之间的对话通道已经接通了。

宋子文（来自网络）

当然，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在国难当前的危难时刻，红军方面也深感中国不能再有损伤自己国防力量的战事了，于是也开始改变一直以来坚持的“抗日反蒋”策略。1936年5月5日，东征红军突然全部撤回陕北，其实就是对两党再次合作、实现一致对日寇而战的善意回应。

西安事变剧照（来自网络）

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西安事变前的老蒋虽然有了实现两党再次合作的想法，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消灭红军的“基本国策”，最后是在红军“逼蒋抗日”的策略推动下和西安事变的“最后一击”，才让他最终踏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