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存在的过往是历史实相，但其稍纵即逝；这就有必要对历史实相真实及时地进行记录，作为历史的证据。这种记录便是史料，记录的技术与载体则随着时代推进而变化。先是口头传承，继而文字记载，还包括传之后世的实物遗存；进入近代，录音、摄影与录像等记录手段应运而生，保存与搜集口述史料与影像史料也渐成史学的自觉。

在以往的历史上，并非每个人都能拥有记录历史的权利

客观历史丰富复杂，史料只是其中留下的部分残骸，却是联系历史实相与历史研究的唯一中介。相对实验性学科的研究材料，作为历史证据的史料，在史学研究中具有特殊性，即无法再造出来，进行实验性学科式的再现性验证。故而历史学就如胡适所说，“全靠用最勤劳的功夫去搜求材料，用最精细的功夫去研究材料，用最谨严的方法去批评审查材料”。

历史的记录总是支离破碎的残片，历史学家只能搜集与发现这些残存的碎片，尽最大可能拼缀出历史图景。于是，史料记录、保留与传承的状况，直接影响到历史复原的存真率。就此而言，自觉、及时与真实地记录历史，对历史研究就显得尤其关键。

然而，在以往的历史上，并非每个人都能拥有记录历史的权利。这里，不妨简略回顾这种记录权利在传统中国的演变过程。商周时代，史官记录历史渐成制度，但巫史同源，史权（包括记录历史的权利）依附于神权。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变，学术下移，史官也从世袭制向任命制过渡，记录历史的权利有所松动。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记录了墓主喜作为书吏的个人事迹和家事，不啻是史官体制外私家记录历史的自觉意识的早期萌动。

《学史三昧》，虞云国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尽管史官记录历史始终构成中国史的主流，但这种记录历史的权利也不时横遭摧残，史官为之付出生命的现象，自春秋齐太史兄弟起并不少见。刘知幾一方面表彰这些捍卫历史记录权的壮举是“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一方面感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连素称明君的唐太宗也违背成规，以帝王之尊调阅起居注，对其中玄武门之变的记录深致不满，他对史官一面宣称应“削去浮词，直书其事”，一面却示意他们应以周公诛管蔡定位，将政变记录成“安社稷、利万民”的义举。正是从唐太宗起，皇帝对起居注从“索观”发展到“进御”，直接侵犯了史官的历史记录权，官方历史记录进一步失真失实。

秦汉以后，官方修史渐成主流，但私家记录历史的权利仍未剥夺。魏晋之际，张俨在《默记》里保存了三国史料，孙盛在呈献本《晋阳秋》之外另撰辽东本记录历史真相。这种记录历史的非官方现象，在魏晋以降颇为盛行，其间虽真伪相杂，良莠不齐，后代史家却能从中披沙拣金，据以拼缀成图，尽可能复原历史实相。有鉴于私家历史记录对官方历史记录的挑战与颠覆，国家掌控本朝历史记录权的趋势在隋唐以后不断强化，但私家记录仍未终绝。这种现象延续到明清之际，直到清代前期大兴文字狱才归于沉寂。

个人的历史记录都有其保存的价值

从史学理论言，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记录历史的权利。这可从两方面理解。其一，历史是丰富多元的，并非只有王朝史或国家史，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历史，他们都可以也应该记录下亲历的历史。即便当时琐屑的记录，对下一时代的史家也许就成为其拼缀历史全景各尽其用的小拼板。其二，即便牵涉一个时代或国家的大事变，也都有不计其数的个人参与其间，他们无论身处要位，还是普通一员，每个人都有对大事变的个人经历与独特体验，都值得记录下来，成为揭示历史实相的珍贵史料，拼缀历史全景的有用拼板。

个人的历史记录尽管难免有记录者特定的视角、立场与取舍，也未必完全契合当时的历史实相，但不捐巨细，无论正讹，都有其保存的价值。据此，历史学家才有可能以其不怀偏见的发掘与钩沉，考辨与解读，最大限度地复原历史，获取逼近实相的解释与结论。即便这些解释与结论也并非盖棺论定，但总比那些经选择性记录与偏执性篡改的虚构历史接近实相。惟其如此，参与历史的每一个人应该及时行使自己记录历史的权利，为后人复原历史实相、完成历史书写留下充分坚实的历史证据。

大体说来，西方自启蒙运动后普通民众才拥有记入历史的权利，中国民众则要迟至新文化运动以后。如今年届耄耋的民众，无论中西，都经历了二战以来的时代剧变，自觉及时地记录亲历的风雨沧桑，既时不我待，更责无旁贷。就西方而言，后现代史学中的极端主义者仍有人认为纳粹集中营之说纯出于反德人士的操纵。针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现象，除政治谴责外，有良知的史家就有道义根据幸存者的亲历记录，结合纳粹档案与实迹遗存，对纳粹大屠杀作最大限度的历史复原，其时幸存者的历史记录就尤其珍贵。南京大屠杀也有相似性。倘若抗战胜利不久，大屠杀的幸存者及时记录这段历史，国家层面及时编制遇害者名录，也就会有更多历史证据回击“虚构派”的鼓噪。

每一个普通人确实都能成为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随着网络技术的传播与更新，这种普通人的历史书写应该越来越普及化、常态化与自觉化。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本文为虞云国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史三昧》一书序言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