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第一

宝顺洋行又名颠地洋行，总行设在香港，洋行老板即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臭名昭著的大鸦片贩子颠地。宝顺洋行是上海开埠当年（1843年）进入上海的十一家洋行之一。

宝顺洋行香港总行旧照

当1848年清政府上海道发放"出租地契"时，宝顺洋行取得的是第一号租地道契。在 1857年绘制的上海黄浦滩全景图上，所有洋行中宝顺临街的跨度最长，它的右边就是中国海关。由此可见宝顺洋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上海的名气和实力。

行至巅峰

而宝顺洋行的这种一流地位是以商业经营活动中的冒险精神以及不断的成功之举为自己奠定的。该行进行的其中两桩冒险性商业经营活动就十分有代表性。

其一，1859年日本长崎根据日美通商条约开埠，1860 年宝顺洋行就在贸易条件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派船载货去了长崎，依赖于随船买办的灵活和毅力打通关节，实现了以货易货的交易。此次冒险宝顺洋行不但"大获厚利"，且还在上海洋行中率先打开了东洋口岸。

汉口成为当时仅次于上海的大港口

其二，1860年10月中英《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当时长江流域大部分都处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控制之下，而宝顺洋行大班就率领该行商轮冒险穿过南京一带太平军控制区，"探路至汉口"，该轮成为汉口开埠后第一艘进港的外轮，连英国外交官巴夏礼率领的英舰也迟后他们一周左右才抵汉口。除了要穿过太平军控制区外，当时长江流域尚没有浮标和灯标等利于航行的设施，而大部分流域急流险滩对于商船来说也极难克服，其冒险精神可见一斑。

1850年代后期上海的洋行日益增多，在旧有的贸易领域及经营渠道上竞争十分激烈，获利亦日趋平淡，开拓新的市场和经营领域是获取高额利润的唯一出路。为此宝顺洋行以极强的竞争意识，不惜冒风险地抓住一切获利机会。

旧上海地图

《北京条约》签订后的次年宝顺洋行就在条约规定的新开口岸烟台、天津、牛庄、镇江、芜湖、九江、汉口等处均设立起办房，并建立起拥有四艘轮船的长江航运船队；在日本开埠后不久，继打开长崎口岸贸易之后，宝顺洋行又相继开通了与横滨、神户、箱馆等埠的贸易。

正因为宝顺洋行这种强烈的竞争冒险精神，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处处以抢先一步的优势获得了高额利润。如在长江航线上，宝顺洋行新购的"总督"号轮船，"来申放汉，往返一次所收水脚足敷成本（指购船成本）"。1861年已接替伯父徐钰亭出任宝顺洋行总买办的徐润述当年该行的盛况∶

宝顺行生意进口货如大小洋药装公司船来者各有数千箱，又夹板船装来洋货约有三、四十船，每船千余吨；另有南洋暹逻、新加坡各埠运来檀香、苏木、沙藤、树皮、胡椒、点铜四、五船;至于出口货如湖丝、棉花、红绿茶各等约值千万，连东洋、北三口、长江一带、香港、福州进出，并计总在数千万。实一时之盛，洋行中可屈首一指者也。

福祸相依

不过宝顺洋行的盛况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徐润在年谱中对该行经营状况的描述自1863年起就变得暗淡了，逐年由"尚稳"、"稍差"、"颇觉收缩"，直至"极清"。

晚清四大买办之一的徐润

宝顺洋行的衰败与其轮航业的经营息息相关，尤其是长江轮航业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行之间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宝顺洋行是最早在上海涉足轮航业的洋行之一，在长江轮航对外开放后，它又是捷足先登者，并率先建立起拥有四艘轮船的长江船队，由此它也获得最初的高额利润。

宝顺洋行的衰败很大程度上与其在同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长期竞争中节节败退的局面相关。随着汉口等长江沿岸港口开埠，长江流域利润丰厚的轮船贸易引起各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垂涎，各洋行纷纷涉足长江轮航业。

在这样的情况下，拥有早期优势的宝顺洋行船队遇到了后起的代表美国资本的旗昌船队的有力挑战，宝顺不主示弱，与旗昌船队进行了激烈的搏杀。《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一书写道∶

这时却轮到旗昌轮船公司的对手们"扼杀"它了。抱有扩张长江航运业务野心的英商宝顺洋行首先降低运费。1864 年1 月，汉口到上海的运费为2.5两，7月降至2两。1864年5月22日，琼记洋行上海的合伙人乔治 ·狄斯威尔曾作如下报告∶"外面传说宝顺洋行已宣布打算将它们的"飞似海马号"运费降低到每吨1 两，它们是否有意要搞垮旗昌轮船公司，然后把它们的船只收买过来呢?"

旗昌行商船徽州号

以后以旗昌为一方，宝顺联合琼记洋行船队为一方，双方之间断断续续竞争搏杀了数年，最后的结局是1867 年初旗昌购买了宝顺的两艘船及其在上海的岸上设备，从而奠定了它在中国轮航业的霸主地位，而宝顺洋行则在该年关闭。

衰败探因

关于宝顺洋行的衰败，全程参与其中的大买办徐润有过如下说明∶

同治五、六年后，宝顺行获利颇难，因南北花旗开仗后，各埠生意颇清。东洋、北洋、长江、上海、香港、福州各埠又复洋行林立，生意四通八达，无可收拾，更值该行股东拆股，到处收束。

西方评论家评论宝顺洋行的衰败时往往认为是因为其经营方式过于冒进，作为行东的颠地自恃资本雄厚的一系列经营决策对洋行的正常经营造成巨大伤害，宝顺洋行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冒险精神使它达到过成功顶点，但过于冒险和冒进却使它投资过量，导致其衰败。

旗昌行旧址

西方评论家在其殖民思想的蒙蔽下对宝顺洋行失败原因的总结也仅限于此，但是究其本质，则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殖民政策强行推动的中西方贸易，由于超出市场正常成长速度的过热发展造成了危机。英国领事文极司脱在《关于1867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要》中说∶

英国也有不少人被新口岸的成就冲昏了头脑，突然出现了一股投资的热潮，从事这项贸易[茶叶]的商行数几乎增加了两倍；显然，人们忘记了经营的茶叶数量未变。……1864 年，已有人发出了要防备1865年和 1866 年出现抽走资金的警告，这一年尽管信贷仍然很多，但现款却如此的短缺，以致汇率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数字。……于是许多商号被引到了破产的边缘。但由于1865年秋伦敦市场突然出现了投机的气氛，从而产生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时间，可是这种气氛只持续到足以在全部崩溃之前引起此间价格的进一步上涨而已。该年度所发生的亏损决定了许多摇摇欲坠的商行的命运。

这就如徐润所说的∶"洋行林立，生意四通八达"，但贸易量并未改变，突然膨胀的投资热潮使一些洋行在剧烈的竞争中失败，宝顺洋行只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