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陵之变是魏晋易代的过程中最关键的节点。在此之前，司马家族虽然享有很高的地位，手握大权，但始终有着与其对等的克制力量，在高平陵事件之后，司马家族的权力则至高无上，想要取代曹魏自立的想法也开始显露出来。

一、高平陵之变

正始十年（249）正月，魏帝曹芳前往高平陵祭扫，曹爽兄弟一同跟从出城。因称病远离权力中枢多年的司马懿抓住机会适时反攻。他以皇太后的命令，首先调遣军队，占据了武器库，然后屯兵驻扎在洛水浮桥。又以节杖授予司徒高柔，让他占据曹爽的军营，代行大将军之职责；太仆王观占据曹羲的军营，代行中领军的职责。

司马懿与蒋济、司马孚等一批臣子认为曹爽没有尽到顾命大臣的责任，在朝廷内外扶植自己亲近之人夺取权力，有不臣之心。而自己作为托孤大臣，必须站出来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因此，司马懿要求曹芳废除曹爽兄弟的官职和军权，只能以侯爵的身份回到府邸，“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

面对司马懿的这一步将军之棋，曹爽显然猝不及防。从洛阳城中投奔过来的桓范，劝说曹爽此时应该将魏主曹芳转移到许昌，“招外兵”从而形成于司马懿的对抗局势，“与天子相随，令于天下，谁敢不应者？”但是曹氏兄弟并没有接纳这个提议。侍中许允、尚书陈泰的劝说曹爽向司马懿请罪，曹爽心动，认为其虽然没有了官职，但是仍然会以宗亲的身份享受荣华富贵。

所以在最后请罪于司马懿，被免除了官职，以侯爵的身份回到府邸。但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在张当被捕，供出曹爽与何晏等在私下里训练军队，企图在三月中旬谋逆反叛后，曹爽等全员都被捕下狱。并在朝廷的商议中，认为“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对于背叛作乱的臣子必须诛杀。因此，对曹爽兄弟、何晏、邓飏、丁谧、毕轨等人“皆伏诛，夷三族”。至此，高平陵事变才算真正的结束。

二、高平陵之变中的曹魏高官态度

在事变的过程中，官员对于事变的立场也表现出了不一样的态度，甚至在事变前后都有不同的立场。时任太尉的蒋济“素有威望，不在陈群之下”，他对于曹爽在朝中排除异己，安插亲信，权倾朝野的做法十分不满。与司马懿一样，蒋济作为朝中元老，虽然当时已经没有实权，但是享有良好的政治清誉，威望仍在。因此在司马懿的策划之中，蒋济是十分合格的发起人之一。在诛杀曹爽之后，蒋济也上疏说自己受到朝廷恩宠身为太尉，可是却没有尽到太尉的职责，曹爽包藏祸心没有及时地得到制止。太傅司马懿果敢决断，皇帝需明察他忠贞的节操。

从此上疏来看，太尉蒋济确实是和司马懿完全站在了同一条线上，可以说是司马懿决策坚定的拥护者。同样，司马懿也认为蒋济是“自己人”，所以在事变成功之后，蒋济得到晋封。但是蒋济却推辞不受，他认为“谋划则臣不先知，语战则非臣所率”，自己既不是计策的谋划者，也不是军队的领导者，没有理由接受封赏。对于蒋济这样的魏国谋士，学者评价他“运筹决胜，功效卓然”，但是在事变之中，却没有参与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他最大的作用就是为司马懿站台。这点恐怕他已经了然，所以他没有接受封赏。

《魏晋世语》有不同的记载，据陈寿所引，蒋济对曹爽承诺只是免官而已，但是事变之后，曹爽遭到诛杀，所以蒋济痛苦于自己“言之失信”，最后生病而死。不管是因为蒋济认为自己功劳不够，还是认为自己对曹爽的失信，结果都是一样，即没有接受封赏。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想，蒋济虽然与司马懿同为魏国的元老之臣，并且在官场的相处之中素来关系融洽，但是对于司马懿诛杀曹爽，将魏廷权利的分配局面由一个极端打破到另一个极端的做法，并不赞同，甚至是不满意的。

清代学者王懋竑认为曹爽死后，司马懿专政，蒋济十分后悔，所以才导致发病而死，同样在《世说新语》尤悔一章的注解之中，蒋济也作为例子出现。就蒋济的取向来说，在司马懿与曹爽之间，他选择的是司马懿，因为他对司马懿寄予期望，希望司马懿能够运用其辅政大臣的身份，改变曹爽专权的现象，使魏廷的权利分配更加平衡，并且维持下来，直到魏主曹芳有能力接管这个国家为止，这也十分符合蒋济历经曹操、曹丕、曹叡三世老臣的愿景。

但是在司马氏与曹魏的选择上，窃以为蒋济选择的是曹魏，这也是蒋济在事变之初支持司马懿铲除擅权的曹爽的目的所在。从高平陵事变的发生我们可以观察到，曹魏的官员介于两个权力之间被逐渐撕裂，他们并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组织来对抗这种撕裂的局面，反而会被这种撕裂的力量吞噬。

陈泰也是其中一个被撕裂的点，陈泰之所以被我们关注是因为其父陈群。陈群在曹叡时期已经官拜司空，录尚书事，封颍阴侯，是曹魏政治制度的建设者中最重要的一员，九品官人法也是出自其手。陈泰作为陈群之子，在曹芳时代应该大有作为才是，其实不然。在高平陵事变的过程中，陈泰只是和许允出现在说客这一阶段，而且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其作为说客也并非是受到司马懿提前的谋划，而是完全自发的表现。他劝说曹爽接受司马懿的提议，“惟免官而已”。并作为交涉人员与司马懿协商。陈泰在事变中的做法深受司马懿的赏识，认为他是有功之臣，但是并没有在该事件之后有封赏的记载，甚至在陈泰自己的传记当中都完全没有涉及到高平陵事变。

从以上基本可以表明，对于司马家族来说，陈泰是排除在整个计划之外的。若是换作他人，则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但是陈泰自小与司马师司马昭相好，其父陈群与司马懿也是官场上多年的老搭档。所以按照常规来推断，陈泰应该在高平陵事变中具有相当分量才对，可是从曹爽让陈泰为代表去和司马懿协商这一情节来看，陈泰的位置应该是可以为二者同时所用的。即既与司马氏关系不错，可以说得上话，且具有一定的分量，又对曹爽的委托比较上心，不与曹爽十分疏远。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最起码的结论：陈泰没有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政治倾向。在稍后曹爽被诛杀后，陈泰主动远离朝廷，前往雍州任职。曹爽被诛杀之时，正值权力的重新洗牌，陈泰此时远离权力中心，其用心不言而喻。试论其原因，笔者认为一者在于自保，二者在于逃避站队。如果把时间线拉长，至甘露五年（260），高贵乡公曹髦与司马昭亲信贾充发生械斗而亡，引发轰动。

据干宝《晋纪》记载，高贵乡公被杀之后，司马昭召集朝臣商议如何处置该事件，时任太常的陈泰却没有参加会议，陈泰的舅舅荀顗受命去召唤他，但是陈泰仍然拒绝了，并讽刺说：“世之论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陈泰认为荀顗的做法不是正直的体现。最后在子弟内外共同的强烈逼迫之下，才哭着去见司马昭。

司马昭自小与陈泰亲密，他寻求陈泰的意见，该如何处置高贵乡公被杀之事。陈泰给出了十分明确的解决办法，“诛贾充以谢天下”。贾充作为司马昭的左右手，在司马家族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司马昭犹豫了，认为贾充不可杀。陈泰表明立场，“言惟有进于此，不知其次”。陈泰矛盾的立场于此处显露无疑。首先因为自己与司马家族良好的关系，所以他建议司马昭杀掉贾充以谢罪。众所周知，贾充是司马昭的心腹之臣，而高贵乡公的死又与贾充直接相关，所以朝野内外，江湖之上，都会将高贵乡公的死与司马昭本人联系起来，而这对于司马家族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不利的。

所以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弃车保帅，杀掉贾充从而平息这件事。可以说，陈泰的这一建议已经充分的考虑到了司马家族的政治前途，在心知肚明司马昭有篡魏的野心的情况下，仍然提出了解决危机的方法。司马昭的代魏计划不可阻挡，但是高贵乡公的突然死亡应该是在计划之外的突发情况。司马昭自己也知道情况十分棘手，便求救于陈泰，由此亦能见对于司马昭来说，陈泰确属于“自己人”的行列。

陈泰矛盾的点在于，从史料来看，他又确实对于高贵乡公的死十分愤懑，《魏氏春秋》记载陈泰在得知不杀贾充的时候呕血而死，《汉晋春秋》则记载陈泰“归而自杀”，陈泰出自官宦世家，自其祖陈寔、陈纪到其父陈群，都具有很高的威望，家风肃清，正直不屈，陈泰所面临的局面比起前辈要更加严苛，时人也感觉到陈氏四代下来，“其德渐渐小减”，正是这种无形的压力之下，陈泰更应该有重振家族的迫切希望，所以在为人臣子的道德上更不敢有稍微的怠慢。在面对魏主曹髦的死亡上，陈泰因为自身的各方面原因，最终做出了亡其身而成其德的行为，也是在情理之中。

三、总结

曹魏政权的高官与司马氏集团自始至终有一种若即若离的矛盾：既亲近司马家族，又想维持曹魏的政权。可是一个人的力量极其有限，在历史前进的汪洋大海里终究不能掀起一朵浪花。身处司马阵营，却心系魏廷，在改朝换代之时就会显得尤其笨拙。蒋济、陈泰是很典型的魏晋之变时期的官员形象，在权利与君臣观念的摇摆中必须做出抉择，选择站边司马家族则可以保持仕途，选择君臣观念忠于魏廷，则放弃仕途甚至放弃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