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妙悟释典……平居服御质素，澹然无欲，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货利。事皇太后，终身不违颜色；待宗戚勋旧，始终以礼。大臣亲老，时加恩赉；太官进膳，必分赐贵近。有司奏大辟，每惨恻移时。其孜孜为治，一遵世祖之成宪云。”这是《元史》对元仁宗的评价。

元仁宗是元朝第四位皇帝（也是蒙古帝国的第八位大汗），他“以儒治国”，继忽必烈之后，开启了元朝的“二期儒治”。他的两大功绩备受后代推崇：

其一，恢复科举。

其二，亲近李孟、王结、赵孟頫等儒臣。

元仁宗和他的儿子元英宗被视为中兴之主，惜二人均不长寿：元仁宗在位9年，35岁去世;元英宗在位4年，21岁时被弑。

元英宗死于非命，且不论。元仁宗短寿，令人遗憾。他的爷爷真金太子寿至43岁，父亲寿至28岁，哥哥海山寿至30岁，似有基因缺陷。但真金太子是触怒父亲忽必烈后，忧惧而死，而元仁宗的父亲和海山可能死于暗杀。

元仁宗曾远征西北，取得战功，说明他擅戎马。登基后，提拔忽思慧任太医，忽思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营养学专著《饮馔正要》的作者，精通食补调理之道。

身体基础好，有名医相助，为何元仁宗仍早逝？其中或有内情。

（清）姚文翰绘元仁宗像

爱儒家的元朝皇帝

元仁宗本名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意为“寿山”。他早年丧父，境遇凄惨，后随儒学大师李孟学习，与王结、王约、陈颢等儒生交好。李孟“七岁能文”“通贯经史，善论古今治乱”，王结“深于性命道德之蕴”，陈颢则“日开陈以古圣贤居艰贞之道”。

蒙元以武力得天下，忽必烈始倡“以孝治国”，此后皇帝谥中均加“孝”字，即《元史》称：“百有余年，列圣相承，典礼具备，莫不以孝治天下。”元初无科举，但国子学中，《孝经》居首，即所谓“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

元仁宗从小习儒，并不奇怪，他过比干墓时，以纣“内荒于色、毒痡四海”自警，且常以汉光武备尝艰阻自勉。

大德九年（1305年），元仁宗与母亲答己一起被元成宗贬出大都，出居怀州（今属河南省沁阳市），“从者单弱，多怀计去”。2年后，元成宗病逝，元仁宗回大都政变，但大哥海山率3万铁骑，自漠北杀回。元仁宗只好扶海山登基，即元武宗，海山则任元仁宗为皇太子。

海山在位4年，兄弟二人出现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元朝最高权力机构是中书省，多由太子把持，但海山不愿大权旁落，别立尚书省抗衡，且“诏天下，敢有沮挠尚书省事者，罪之”。表面上，海山允许元仁宗“选汉军万人，别立一卫”，即卫率府，却任命亲信脱虎脱、不里牙敦担任负责人。

亲兄弟成了死对头

海山早年也受儒学教育，登基后深知元廷危机四伏，必须改革，但他“溥从宽大”，给蒙古贵族的赏赐更多，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理财上，增加了民间负担。

名臣张养浩曾上万言策，指出海山的十大弊政：“一曰赏赐太侈，二曰刑禁太疏，三曰名爵太轻，四曰台纲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号令太浮，七曰幸门太多，八曰风俗太靡，九曰异端太横，十曰取相之术太宽。”

张养浩“言皆切直，当国者不能容”。海山下令“除翰林待制，复构罪罢之，省台勿复用。”张养浩只好“变姓名遁去”。

让元仁宗感到恐惧的是，至大三年（1310年），宦官李邦宁建议海山：“陛下富于春秋，皇子渐长，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闻有子而立弟者。”海山的亲信三宝奴也私下表示：“今日兄已授弟（皇位），后日叔（指元仁宗）当授侄（指海山的儿子），能保之乎？”

1311年1月，海山病逝。是不是真病，谁也说不清。元仁宗登基后，果然撕毁了“兄终弟及，叔侄相传”的约定，立儿子为皇太子（即后来的元英宗）。后来，海山的两个儿子杀掉元英宗，又夺回皇位传承的世系。

据陈一鸣先生《论元代的太子参政问题》钩沉，海山去世后两天，元仁宗还没办登基大典，就匆匆借口“变乱旧章，流毒百姓”，诛杀三宝奴、脱虎脱等重臣，并废尚书省，“百司庶政，悉归中书”。

能识才还能护才

元仁宗上位后，知传统的“上层用贵族，下层用胥吏”的管理方式弊端太多，他“深厌吏弊，思致真儒丕变治化”，推行汉法，重用儒臣，并听从李孟的建议，下诏“自今勿限资级，果才而贤，虽白身亦用之”，“一时贤能材艺之士，悉置左右”。还请回了张养浩。

元仁宗为人宽厚，对儒生以礼相待。比如对恩师李孟，他“尝召绘工，惟肖其形，赐号秋谷，命集贤大学士王颙大书之，手刻为匾而署其上。又侧注曰大德三年（1299年）四月吉日，为山人李道复制”。

对昔日潜邸儒臣，元仁宗常直呼其字，以示亲昵。

学者刘育在《仁宗朝的赵孟頫新议》中指出，赵孟頫工于书法，忽必烈用他，不过视之为词臣、弄臣，后来的成宗、武宗、英宗皆如此，唯元仁宗给外优宠赵。元仁宗发现，赵孟頫为人正直，有治国之才。在搬倒权相桑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元人杨载曾评价赵孟頫：“公之才名颇为书画所掩，人知其书画而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经济之学也。”元仁宗却能知人善任。

有元朝贵族提醒元仁宗，赵孟頫可是宋朝皇室的后代。元仁宗初期不搭理，后来被说烦了，反问道：“你是自惭家世不如他吗？”

另有贵族建议，不应让赵孟頫参与军机，元仁宗大怒：他是太爷爷忽必烈挑选出来的帷幄之臣，你废什么话？我要不加罪你，将来别人都会拿这个说事。从此无人再敢说赵孟頫的坏话。

终于恢复了科举

元仁宗有风度，他的儿子元英宗也如此。一次元宵节，元英宗准备在宫中设鳌山灯（大型灯组），张养浩立刻上疏，不客气地写道：“灯山之构，臣以为所玩者小，所系者大；所乐者浅，所患者深。伏愿以崇俭虑远为法，以喜奢乐近为戒。”元英宗大怒，但转脸又高兴地说：“非张希孟（张养浩字希孟）不敢言。”

能破除畛域之见，令当时的儒臣们深为敬服，称赞说：“天子有意乎礼乐之事，则人人慕义向化矣。”元仁宗最大贡献是恢复科举。

元太宗窝阔台时，在耶律楚材建议下，曾“戊戌选士”，但参选的是“儒人被俘为奴者”，中选后，仅免奴隶身份，社会地位与僧道相同，不能算是科举。此后元廷几度想恢复科举，忽必烈也表示同意，却始终没落实。而“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

皇庆二年（1313年），李孟建议：“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汉唐宋金，科举得人为盛。今欲兴天下之贤能，如以科举取之，犹胜于多门而进。”元仁宗“深然其言”，下诏正式恢复科举，史称“延祐复科”（正式考试在延祐元年，即1314年）。此时距元朝建立已44年，距南宋灭亡（1279年）也已36年，距金亡达81年。时人称：“于皇世宗，景运天开。肇兴贡举，网罗异才。”

元朝科举较灵活，“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书为先，词章次之”。死记硬背的东西较少。

皇帝近臣们不高兴

出乎元仁宗预料，恢复科举不仅遭贵族集团的反对，也遭汉人胥吏反对。据刘安泰先生在《谈元朝科举制度的废与行》中钩沉，时人叶子奇便说：“至于科举取士，止是万万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世犹以为无益，以为可废也。”

无科举，贵族便为所欲为。

阿合马任高官时，靠献妻女姊妹而当官的有133人；靠献金银财货而当官的，有581人。阿合马的儿子呼逊统辖浙江行省期间，赃银达81万锭。

元代高官多出身怯薛，不少人曾在宣徽院任职。宣徽院始于唐，总管宫廷内务，北宋王安石“元丰改制”时废除，但辽、金都模仿中原王朝设置宣徽院，元代的宣徽院则仿自金朝。

宣徽院在名义上是照顾皇帝起居，实际上还承担着军事行动、赈灾、管理皇室财产、监督官员、执行皇帝密令等任务。宣徽院官员由皇帝直接任命，不通过中书省，官员品级与俸禄和宣政院相等，成了“国中之国”。

元代“皇庆元年（1312年），增院使三员，始定怯薛丹一万人，本院掌其给授”，其中一半人是蒙古人，此外是色目人，汉人数量极少。

宣徽院许多高官是世袭的。比如忽思慧的上级常普兰奚，学者邹贺认为他也是《饮馔正要》的作者之一。常普兰奚是汉人，太爷爷常资，在宣徽院当御厨，爷爷常兀迈笃，“袭职”，父亲常咬住也从御厨干起，此外，常普兰奚还有个弟弟，叫常小和尚，也负责御膳。

从宣徽院出身任要职者颇多，当他们意识到科举将剥夺自己的当官机会时，难免不用邪招。

解酒法多，都不靠谱

元仁宗原本身体不错，但他在潜邸时便“饮酒常过度”，“盖当时近习多侍上燕饮”，登基后，元仁宗常搬出渎山大玉海装酒，来宴请群臣。

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记录说：“宫中央有大瓮，以至我听说它的价值超过四座大城，纯用一种称作密尔答哈（墨玉）的宝石制成，非常精美，瓮的四周悉绕黄金，每角有一龙，作凶猛搏击状。此瓮边沿装饰着以大珠缀成的网缒。”“瓮旁放着很多金酒杯，可以随意饮用。”

渎山大玉海曾是中国最大玉雕，现在北海公园的团城中，是忽必烈下令制造的。元帝皆好饮，在忽思慧的《饮馔正要》中，抄录了一些解酒法，大多不靠谱。

比如“西瓜主消渴，治心烦，解酒毒”，但西瓜不解酒，只是富含维生素，可缓解恶心、反胃等感觉，此外水份含量大，可稀释体内酒精浓度，而西瓜中的果糖也可促进酒精的吸收。

再如用大豆汁解酒，也属误导，大豆汁含植物蛋白，有醒酒作用，但酒会让植物蛋白变形，形成沉淀物，影响肠胃消化。

还有葛花解酒，葛花有毒，可能造成心肌缺血，引发心脏病。

倒是书中提到的椹子、柑子皮等物榨汁灌下，是比较安全的醒酒法，但非特效方法，且难修补大醉给身体造成的伤害。古代科研水平低，忽思慧难免说错。

常喝醉，嗜红肉（元仁宗属鸡，不吃鸡肉），元仁宗的身体处于危险状态中。何况还有更危险的事：他得罪了贵族们，皇室内斗日渐激化……

如果元仁宗多坚持几年，元朝可能中兴，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