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之间的政治交往，必先始于其经济往来，中缅两国的往来也是从贸易往来开始的。得益于“蜀身毒道”，中缅两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了经济贸易往来。

这种源自民间的贸易往来在推动两国经济交往的同时，也加速了两国之间政治交往的到来。

到了东汉时期，缅甸境内的敦忍乙、掸国等古国先后遣使朝贡，开启了中缅两国之间的朝贡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缅宗藩关系开始产生了。

一、“蜀身毒道”的开辟与中缅贸易往来的发展

人类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往来，一般始于经济贸易的往来，中缅两国之间的交往也不例外，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

元狩是汉武帝的第四个年号，元狩元年即公元前122年，也就是说，最迟在公元前122年，四川出产的蜀布、邛竹杖等商品通过商道远销到了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和身毒（今印度），说明当时存在着一条从四川经云南进入缅甸北部到印度的贸易通道。

这条贸易通道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经在我国西南地区存在，被称之为“蜀身毒道”，有的史书上也将它称之为“贝币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

公元前2世纪以后，尽管中国与印度之间新开辟了一条经过西域的陆上贸易通道，但“蜀身毒道”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代学者吴承志在其编撰的《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一书中详细记载了这条滇缅印贸易通道。

前一条商道从云南的古永进入缅甸的密支那附近之允冒，渡过伊洛瓦底江和猛拱河到达猛拱，经曼尼坡进入阿萨姆的高哈蒂。

后一条商道经云南遮放、畹町进入缅甸，再经锡箔、叫栖到骠国国都室利差呾罗城（今卑谬东南8公里处），然后翻越钦山进入印度阿萨姆的高哈蒂。除了这条陆上商道，中缅之间还开辟了一条以广东为基地的海上贸易通道。

二、缅甸早期诸小国遣使朝贡

自此以后，我国史籍中有了中缅两国官方交往的记载。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中缅之间最早的官方交往发生在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

这一年的正月，永昌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后汉书》还多次记载掸国遣使献贡：“永元九年（公元97年）春正月……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

史籍记载清楚地表明，东汉时期，缅甸境内的敦忍乙、掸国等古国曾先后派遣使者携带贡物，到洛阳朝见东汉皇帝。缅甸使臣所贡献的礼物主要是犀牛、大象、珍宝等本国物产，东汉皇帝回赠给缅甸古国的则是金银和布帛。

汉和帝还赐予掸国国王金印紫绶，汉安帝甚至册封掸国国王雍由调为汉大都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缅甸境内的一些古国与当时中国的东汉王朝有了最初的朝贡关系，中缅两国之间的朝贡活动由此开启。

三、促使中缅宗藩关系产生的因素

中缅宗藩关系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缅甸位于印度支那半岛的西部，与印度和中国接壤。很早以前，商人进行贸易活动一般都选择陆路，因为他们认为海洋比陆地更危险。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往来以陆路方式进行，印度的商队通过缅甸进入中国，中国的商品通过缅甸流入印度。虽然后来中印之间开辟了海上贸易，但出于对海洋的恐惧，进行商业贸易的船只也只是顺着季风沿着海岸线航行。

因此，缅甸成为了中印陆路贸易的枢纽站。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商船开始逐渐驶入大海，已经可以绕开缅甸来往于中国与印度之间，但作为中国“后门”的缅甸，其地理位置依然重要无比。

没有这道后门，罗马帝国的使者就不可能访问中国；没有这道后门，东南亚地区也不可能沦陷于蒙古人的铁蹄之下。十九世纪英国和法国为了争夺这个后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英国殖民者就是通过这条走廊侵犯我国西南边疆地区。

正是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中缅双方开始了民间贸易往来，随着交往的日益频繁，双方有了将民间往来上升为官方交往的需求，从而为中缅宗藩关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其次，从经济上看，早在西汉时期，中缅之间就有了贸易往来，但这种贸易仅限于民间。

随着双方贸易往来的不断发展，缅甸境内的统治阶级慢慢知道了自己的近邻是一个疆域广大、国力强盛、物产丰富的大国，这个国家的丝绸、茶叶、铁器、铜器正是缅甸国内所缺乏的。

无论是为了满足缅甸国内统治阶级享受的需要，还是希望通过贸易来推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当时缅甸的统治阶级都有强烈地与中国官方交往的欲望和动力，他们渴望通过朝贡这种方式与当时的中国政府建立起某种亲密的联系，从而将两国之间的民间贸易扩大为官方贸易。

正是因为这种欲望和动力，为中缅宗藩关系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再次，从政治上看，当时的缅甸还只是一个四分五裂，没有统一的国家（直到公元1044年，蒲甘国王阿奴律陀通过战争，相继征服了上缅甸和下缅甸，建立了蒲甘王朝，这也是缅甸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境内小国林立，各国之间相互争斗。

在这样的局面下，一些小国希望通过向当时强大的东汉王朝朝贡进献，以获得对方政治上的支持，从而在这场争斗中取得有利的地位。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缅甸境内的小国敦忍乙率先行动，向东汉王朝派出了朝贡使团。

不久之后，掸国国王雍由调也派出使团出访中国，并由此获得了中国皇帝的册封与赏赐。再后来，缅甸境内的另一小国僬侥，为了获得东汉王朝的庇佑，上书东汉朝廷请求内附，并向东汉王朝献上象牙、水牛、封牛等贡物。

所有这些行动无疑推动了中缅宗藩关系的产生。最后，从思想观念上看，早在上古时期，中国就形成了以朝贡关系为核心的对外关系模式。

西周初年分封列国时开始实行五服制，即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

甸服和侯服都是周天子的子弟和近族，须参加周王室例行的祭祀活动。“侯卫宾服”指周天子所封之国，封君在自己的国内享有自主权，但要承认周天子对他们的宗主权，所以他们对周天子的义务是“时享”，即每季来朝贡一次。

“蛮夷要服”指蛮夷与诸夏同为农耕之族，生活习俗相近，因周天子威力的感召而前来归附，对周天子一年一贡。“戎狄荒服”指戎狄在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等方面都与华夏不同，对他们很难约束，所以他们的君主只需在嗣位后觐见周天子一次即可。

甸、侯、宾三服同属华夏，与周王室政治关系密切，所以对他们或刑或伐或征，采用强制手段使其服从；而对蛮夷、戎狄，因教化不及，只能靠声威与德化的感召力使其归附。

这种内外差序结构与周人封建中的“亲亲”和“内外”的基本观念是一致的，即“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到了秦汉王朝，随着中国“大一统”局面的逐渐形成，商周时代“天子”与四方“诸侯”的层序基本消失，取而代之，“九州”、“四海”成为了这一时期“天下观”的重要层次。

“大一统”

“天子之尊，四海之内，其义莫不为臣”，中国封建统治者构建天下秩序的目标变成了让外夷首领成为中国皇帝的“外臣”或“藩臣”。事实上，汉朝皇帝正是通过对外夷君长授予“印绶”等措施，来将他们作为“外臣”或“藩臣”纳入到汉朝的“华夷”秩序中。

例如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当时日本境内的倭奴国向东汉王朝“奉贡朝贺”，光武帝刘秀就赐予倭奴国女王金印紫绶。

因此，当缅甸境内的掸国向东汉王朝遣使朝贡时，东汉皇帝很自然地认为这是西南蛮夷向天朝上国称臣纳贡，于是册封掸国国王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赏赐其金印紫绶，将缅甸视为中国的藩属国，纳入到了“华夷”秩序。

虽然“大一统”成为了这一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的“天下观”，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去干涉作为“藩臣”的“夷狄”的内政外交，而是采取了不干预政策。

正所谓“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意思就是中国皇帝不要直接去统治“夷狄”，而应该和“夷狄”一起各守其境，并且对于他们的往来也要秉持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

这种思想也一直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待“夷狄”所秉持的思想。宋人苏轼在其《王者不治夷狄论》一书中说道：“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