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与元帝国的交往过程中，大多是以元朝为主体，西方人主动探索、了解东方人为主要内容。

在双方一个世纪的交往过程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对元帝国产生了一些影响。

一、维护了自身统治

元朝建立之后，元朝的主要统治区域集中在中原地区。尽管有大汗的头衔，然而忽必烈汗实际上对统治其他三个汗国的表亲几乎没有控制权。

元帝国仅仅与伊儿汗国保持着友好关系，经常互派使节和顾问，与另外两个政权，即控制中亚的察合台汗国和俄罗斯大草原上的金帐汗国，经常矛盾丛生。

此外，元朝刚刚征服中国，不愿任用大批的中原人士，长期的游牧生活，也使得蒙古人不适应处理中原王朝繁琐、细致的政务，因此，必须要吸收外来人员维护自己的统治，以保持自己的主导地位。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忽必烈必须要重新考虑一下如何才能稳固自己的统治。1260年以后，蒙古人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他们给教皇和西方国王的信都更加和缓。

忽必烈上台之后奉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允许基督教和宗教成员发挥重要作用，甚至表示自己有兴趣皈依基督教，以此来保持这些宗教人士的立场，同时利用他们维护自己的统治。

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认为忽必烈想要建造一个新时代的世界的新国家，所以致力于探索其他国家和地区看是否有所借鉴。

忽必烈在即位后较过往更加热心且不问人种地召集策士及政治顾问，致力于从所有的国家、地区聚集可以对应于所有“文明圈”的智囊团。

忽必烈上台之后，一改往昔的对外征战，提出了“四海为家”的外交方针，积极与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互相派遣使节。

例如：在波罗兄弟和其后的马可·波罗来到元朝之时，忽必烈热情的款待并且询问他们有关西方的事情，在返程期间为他们提供帮助保证，并且给他们布置了任务和一封给教皇的书信，这一做法无疑使得马可·波罗兄弟担当了一个政治角色，目的就是与西方友好相处，建设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

伴随着对外开放的政策，传教士来华日益增多，基督教也在境内开始了广泛传播，基督教成为统治者加强自身统治的工具。

在宽松的信仰自由的氛围下，拉班·扫马在年轻时接受了教会教育，并且出使西欧，最终使他做好了为东西方政治、宗教和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准备；

元朝后期的佛郎国进献天马也是双方政治方面互通友好的象征，在中国史籍中也留下了一系列关于“天马”的诗词。元帝国与西欧的交往也为中国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

二、经济走向国际化

中国历代王朝偶尔都会对商人施加限制，而且在社会阶层中占主导势力的儒家也不赞成贸易。传统上，商人被认为是寄生的、狡猾的和贪婪的，中国的各个朝代都试图限制他们的活动和缩减他们的利润。

但是忽必烈并不认同这种对商人的偏见，事实上，他认为商人地位很高，商人的地位仅次于政府官员，排在所有宗教和其他职业之前。

随着蒙古西征的结束，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后世西方史学家大多时候将十四世纪称之为“鞑靼统治下的和平”或者是“蒙古强权下的和平世纪”，在这一时期，中西双方进行了古往中来的贸易，双方在和平的环境下发展经济往来。

元帝国的建立、海陆丝绸之路的重新畅通和蓬勃发展、驿站的设置，都使得当时的中西贸易再次兴盛起来，对外贸易也蓬勃发展。形成了以元大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城市，泉州也成为著名的国际贸易港口，许多陶瓷商在附近设厂，方便出口的同时，也为民众提供了就业的岗位。

例如，马可波罗曾写道，在那里有许多客商和旅居的外国人，他们中有许多人来自各地，有的想要把东西作为礼物送给上帝，还有所有其他来这里做生意的人，他们来这里的数量非常多，有为耶和华的而来的人，也有商人来这里做生意。

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会吸引这么多的商人来到这里，因为这里的贵重、值钱、奇怪的东西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

1277年，在泉州、上海、庆元（近现代宁波）和杭州设立了海关。海关负责引导船舶进出港口，安排每年一次海商聚会，开展海上商业交流，港口城市，特别是泉州，成为许多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商人的家园。

在国内方面，政府积极地鼓励对外贸易，设置市舶司等机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更加方便地与西欧进行贸易往来，元朝积极鼓励外商在靠近元帝国附近的黑海沿岸建立贸易中转站，以此来避免长距离的绕道，提高贸易效率。

西欧方面，佛罗伦萨银行职员裴哥罗梯编写的《通商指南》也为西欧商人提供了借鉴。

元朝建立之前的蒙古部落时代，物质文明落后，据朱瓦尼说，蒙古人曾经用狗和老鼠的皮做衣服，吃这些动物的肉和树上的坚果，喝马奶酿的酒，酋长的特权只不过是一个铁马镫。

此后通过元朝时期与西欧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得整个元朝的经济发展十分繁荣，元朝的国际化程度也明显提高。

三、文化繁荣发展

基督教于唐代开始传入中国，在元朝时期获得了迅猛发展，主要在于元帝国与西欧的文化往来主要是通过基督教传教士来华传教的途径以及元朝皇帝的支持来进行的。

在传教士中最为有名的当属元朝的第一大主教约翰·孟特戈维诺，在华传教期间得到了元朝皇帝的各种优待政策，他在元大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基督教教堂，开辟了基督教在东方的第一个主教区。

到1328年，信教者多达30000人之多，元朝达官贵人中多有信教者，例如元世祖忽必烈的母亲唆鲁禾帖尼、元代著名的文学家马祖常家族世代信仰基督教。

1289年，设置宗福司专管基督教事务，轶从二品。除了元大都之外，泉州也是当时基督教的活动范围之一。

新中国建立之后，1951年在扬州发现的两座拉丁文墓碑，也证明了基督教在元朝的活动范围。

在文化方面除了传教士在宗教上的交流之外还有旅行家们在文化交流上的突出作用。主要表现在中西方旅行家的著作对于东西方世界的描述。

例如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了元朝社会的繁华富硕，吸引了更多的西方人来华；《鄂多立克东游录》也向西方人展示了东方的社会状况；

中国旅行家汪大渊横跨亚非大陆，两次游历印度洋；拉班·扫马也以使节身份出访欧洲，并且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他的叙述揭示了一个东方人第一次遇到西方文化的经历。

在拉班·扫马觐见英国国王之时，他送给英国国王圣餐和并且亲自从教皇手中接受圣餐，展现了东西方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

他在西欧的所见所闻使他大开眼界，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建筑印象最深，尤其是教堂。

他还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坟墓和遗迹，他还谈到了不同的非道德习俗、加冕仪式、教育制度、城市发展，甚至是海战，这对他来说尤其引人注目，使得当时的元朝人们更为清晰的认识到西方社会，扩大了人们对于地理范围的认知，填补了我们对13世纪东西方相遇的认识的一个重要空白。

元朝与西欧的交往，一方面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一方面也是一场相互学习，借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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