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展并占据主导地位是在汉武帝时期，他的“独尊儒术”政策不仅仅影响了汉朝历史，还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史。

刘彻上台后，按惯例尊父亲刘启的生母氏为太皇太后，尊母亲王夫人为皇太后。当时的丞相是已在前代朝廷任职三年的老相卫绾，御史大夫为直不疑，两人均以谨慎宽厚而闻名，并非有所建树和善于干事之人，一场改革蓄势待发，儒家思想即将被推向历史的舞台。

执政初年的人才短缺

刘彻执政后最大的感触到的是身边无人，他封王太后的异父同母弟田、田胜为侯，数月后又向丞相、御史大夫、列侯、二千石及诸侯相等高级官员发布诏令，让荐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汉时官阶的高低常按俸禄的多少计算，从二千石递减至百石为止。

当时朝廷的九卿郎将、王国的傅、相，及郡守、郡尉都是二千石，其中又分为中二千石(每月得一百八十)，千石(每月得一百二十解)，比千石(每月得一百解)三等，均属国家高级官员。

刘恒执政时曾实行过“举贤良”，刘彻这次实行的声势和规模更大，把荐举人才作为国家高级官员所要完成的任务，其要求更为具体，且有演变成制的趋向，因为志在有为的刘彻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国家人才的极度短缺。

实行“举贤良”国策引人才爆发

当时所举贤良之被要求写出治国理政的对策，刘彻明确表示，让提出贤良对策时不要心有所藏，不要语言含混。他说自己将亲自开启和阅览奏书，要求提出对策的人不要有所顾虑。

刘彻望天下被祸怀玉之士能为国家发展无所保留地献出自己的方略和智慧，为此表现出了一种极为恳切之情。当时提出贤良对策的先后有一百多人，会稽郡吴县人庄助(后人避汉帝刘庄之讳而称严助)的对策颇得刘彻赏识，他被拔为中大夫，为从属郎中令的执掌议论之官，秩比二石。

当年应召上书的还有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东)人董仲舒，六十岁的薛县(今山东滕县南)人公孙弘，以诙谐滑稽而著名的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县东北)人东方朔。田蚡荐举了通于《诗》《书》的代人赵绾，又推荐了自己的老师鲁人申培。其后几年，庄助荐举了吴人朱买臣，董仲舒引出赵人吾丘寿王。还有主父偃、徐乐、严安、终军等人均以上书言事而被刘彻看中任用。

刘彻为太子时听说准阴人枚乘颇有文才，因不乐为郡吏而辞官，他即帝位后即安排以辇车接枚乘来朝，因枚乘年老，特意用浦裹车轮，以减弱震动，即用“安车蒲轮”征召，遗憾的是枚乘在半道上去世。

刘彻有次见到了一篇没有注明作者的文章，题名《子虚赋》，他读后大加称赞，说:“可惜我不能与这个人同时啊!”当时身边服侍的恰是主管养狗的蜀郡人杨得意，杨得意说:“我的同乡司马相如自称这赋是他作的。”

刘彻大惊，自成都招来司马相如相问，果然是他所作。相如还在京城写就了另外的辞赋，隐含劝谏之意，刘彻看罢，即任司马相如为郎。国家的一大批人才在刘彻为帝的当年即脱颖而出，这些人才多是前朝刘启甚至刘恒执政时的人物，而只有在刘彻执政时，才有所作为，获得了发展的空间。

儒家学说的兴起

前朝博士董仲舒所奏之策鸿篇长论，深为刘彻看中。董仲舒自小钻研《公羊春秋》，学问精深，教授弟子多年。他在对策中提出“《春秋》大一统”的思想。所谓“大”，即看重的意思，所谓“一统”，含万物本源皆归于一之意。

他认为《春秋》一书重视统一的事业，可以引申为政治上的一统或集权。唐人颜师古注为“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相传《春秋)为孔子据鲁国历史修订而成，体现着儒家的社会历史观。董仲舒在对策中充分论证了他所理解的儒家治国思想，明确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里所说的“六艺”，指儒家的“六经”，包括《诗》、《书》、《易》、《礼》、《乐》、《春秋》，他认为国家采取这种儒学独尊的方针，禁止其他学说的传播，人们的思想和观念才可统一，法度的制定才会有明确的主，民众才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董仲舒实际上是要重树汉朝的政治指导思想，他的对策深得刘彻赞赏，其独尊儒学的提议与刘彻的政治理想不谋而合，刘彻任董仲舒为江都王刘非的相国，随着董仲舒的晋升，儒家学说也开始兴盛起来。

“罢黜百家”付诸实施

不知是秉承于刘彻的旨意还是本人有所发现，数年无所建言的丞相卫绾在刘下令征召贤良之士不久，上书提议说:“所举贤良之士，有专攻申不害、商鞅、韩非之学或苏秦、张仪之术，他们搞乱了国家的政治，请全部罢黜之。”

卫绾的奏书一上递，立即被刘彻批准。很有可能是刘彻内心已认可了董仲舒的提议，他授意卫绾奏书，君臣二人相互配合，开始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付诸实施。前代刘启执政时虽尚无为，但也秉承了晁错之政，政治上苛责诸侯，重用郅都、宁成等酷吏，偏好刑名之术。刘彻倡兴儒术，同时也开始对前代后期的苛责弊政做出纠正：这年，担任内史之职、掌治京师的酷吏宁成被处以髡钳的刑罚，他被剃去头发，以铁具東颈;向刘彻奏书不久的丞相卫绾被指责对前朝的多起冤案负有责任而被免职。

后来中山王刘胜等四位诸侯向刘彻哭诉受朝臣侵辱之苦，刘彻遂下令减少对诸侯之事的过问，“加亲亲之恩”。这都体现了朝廷治政方式的某些调整。

卫绾被免职后，窦太后的堂侄魏其侯窦婴被任丞相，武安侯田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当年为太子刘彻少傅的兰陵(今山东枣庄东南)人王臧为郎中令，窦、田、赵、王四人都爱好儒学，他们提议按古代礼制在城南设立天子宣明政教的明堂，以为朝见诸侯之所，并拟定天子巡狩和封禅，以及改历法、易服色的事情，因为有些礼节和仪式搞不清，遂因田之荐，着厚礼以蒲车从鲁地迎来了八十多岁的申公培以备咨询。

申公到了京城，拜见刘彻，刘彻即向他询问国家治理的方略，申公告诉他:“治国不在说得多，只要尽力去做就行了。”这一回答大概与刘彻的征召期待及爱好文辞的性情不相吻合，刘彻默然无言，他任申公为太中大夫，安排他住于鲁王在京城的公馆，专门商议设立明堂诸事。刘彻和几位臣属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对儒学礼制的建立，可见他们对该学说的兴致之浓。

窦太后阻碍新政

窦太后历来爱好黄老之言，儿子刘启执政时，她就因儒生袁固生对《老子》的不敬之言，令其入兽圈刺杀野猪，以示惩罚。对孙子刘彻扶兴儒学之事她自然心有不悦，甚或不乏刁难。刘彻执政第二年初，御史大夫赵绾上书，提出以后有事情不必向太皇太后奏请。

该上书大概是以妇人不得干政的古礼为据，是在几位同僚的支持下，由赵绾出面写奏。窦太后闻听此事后大怒道:“这不是又个新垣平吗？”新垣平是刘恒时的星占家，以望气得幸，诈称多种符瑞惑骗刘恒，事情败露后被诛族。

太后暗地里求赵绾、王两人的过失，以此责备刘彻，刘彻只好放弃了设立明堂诸事。不久赵绾、王被交给狱吏治罪，两人自杀于狱中，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蛉被免职，申公培也旋即因病免归。

扶兴儒学之事在刘彻执政第二年即遭到了严重挫折，这主要是主事者们对以太后为首的在朝反对势力估计不足，他们在自身地位并不完全稳固的情况下，兴儒措施一时太多，又过于张扬，触动了反对势力的接受底线。

当时窦太后已到了生命的晚期，但她仍然视儒学为邪说，不愿看到儒学的兴盛，尤其不能接受朝臣对她的权力剥夺和人身亵渎，立即做出了激烈的反击，且这一反击带有杀鸡儆猴的作用。上任不久的刘彻看来并不具有掌控朝政的绝对权威，他只能委曲求全，以待久远。他一时无法保护自己政治上的支持者，自然就不能维护已有的政治成果，朝廷的兴儒之业只能暂时告结。

但是数年后窦太后去世，无法继续限制新政，儒学又开始发展，并逐渐走上了正统地位，西汉时期的思想已基本得到统一。

为国家政治确立全新的思想指导，据此调整国家往昔的政治运行模式，重塑国人发奋有为的理念，并不违背社会发展的大势；主事的君臣们也都属于年轻的一代，他们血气方刚，志在有为，这就决定了兴儒的事业绝不会半道而止。

事实上，四年之后，窦太后去世，刘彻以隆重的仪式将其与祖父刘恒合葬于陵后，又重新开始了停顿数年的兴儒之事。窦太后去世前一年，朝廷设置五经博士，其职责是传授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典，两年后又根据董仲舒的建议兴太学，专门培养五经博士。

结语：

其后的封禅大典、修正历法、确立年号等事业都作为兴儒的配合措施逐步实施，尤其是太学制度的逐步完善吸引了此后文化人一生的攻研方向，也为王朝官吏队伍提供了具有儒学文化背景的充足的后备军，使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最终影响到西汉政治的运行方式和君臣们政治行为中的价值取向，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

此后，儒学逐渐成为了中国的主要思想，儒家学说中的三纲五常也深入人心，决定了古人的道德观与价值观。

参考文献：

《史记》

《汉书》

《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