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奸臣”，是指：对君主，逢迎献媚，迎合溜须，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自私自利，从不大公无私的提醒警示，不忠于君主；欺下瞒上，对下百姓为己利益打击报复、横征暴敛，滥杀无辜。甚至弑君杀臣，弄权误国营私、残害忠良之臣。

人性叵测，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官场上都不乏奸臣。

在这些祸乱朝纲败坏法度的奸臣中，既有隐藏在地方的小奸小恶，又有权倾朝野的朝中巨贪。不过，有一个朝代的奸臣现象却比其它任何一个朝代都要严重，那便是宋朝。可以说，宋朝就是一个奸臣辈出的时代。

自宋徽宗登基之始，直至南宋走向覆灭，在此期间朝野上下涌现了数不清的奸佞之徒。除后人耳熟能详的蔡京、秦桧以外，还有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万俟卨、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陈宜中、留梦炎等十余人。

那么，为何宋朝的奸臣呈现出“前赴后继”的态势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玩味的历史现象。

笔者认为，造成这一历史奇景的原因主要如下：

一、天子昏聩，无法把握朝中大权。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的帝王无疑是天下之福，细数历史上缔造盛世或创造中兴的有为皇帝，在他们手下奸臣极难获得存活空间。当然，在这些皇帝的治下仍有奸臣存在，只不过，在明君手下出现奸臣的数量和频率要远逊于宋朝，至少不可能出现类似于宋朝这样满朝皆奸的奇观。

可以说，自宋徽宗上位后，宋朝皇帝的执政水平与日俱减，登基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昏聩，要么，对治理国家一窍不通，要么，就是一意孤行刚愎自用，要么，更是沉迷声色之中无法自拔，要么，年少无知无法理政。在这样一群皇帝的带领下，那些权欲熏天的奸佞之徒自然获得了发挥空间。正所谓“主昏必定臣奸”，就是这个道理。

二、太过侧重经济发展，忽略了社会公义。毫无疑问，宋朝的经济水平达到了古代专制王朝的巅峰。从一幅《清明上河图》便足以让我们这些后来者管中窥豹。然而，突飞猛进的经济并没有给黎民苍生带来切实的利益和实惠，老百姓从未分享到经济飙升所带来的成果。这种表面上的浮华反而助长了土豪兼并、贫富落差进一步扩大。

最终，以宰相等人为首的大地主利益集团，完全霸占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这种畸形的经济分配，也成为了两极分化的温床，朝廷却并未对此拿出实质性的对策。因此，从宋朝建国以来，阶级矛盾便在潜移默化中日渐加剧，在各地农民起义爆发后，以宰相为首的官僚阶层又成为了镇压叛乱的绝对领导者，因此，官权与皇权之间出现了极大的不平衡。

“极端的权力势必会带来极端的腐败”，这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理。

三、外患频发，奸臣有了更广阔的发挥空间。两宋采取的发展方针如出一辙，均为韬光养晦谋求长远。在国家的周围有强敌环伺的情况下，宋朝统治者根本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该有的霸气与决断力。从宋朝与外国的交涉情况来看，在绝大部分外交事件中宋朝统治者均采取了“议和”这种怀柔的方式。

很显然，这种方式中隐含着极其浓重的“送去主义”，不断将本国资源拱手相让，以求一时安稳。最终，在统治者软弱的态度下，负责外交工作的官僚阶层获取了极大的外交权。几乎在每个“议和”的舞台上，奸臣们都占据了一定的主导地位。这些奸臣靠着奴颜婢膝、油嘴滑舌，在外交场上游刃有余。在国家大义与个人利益面前，奸臣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这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卖国贼秦桧的事例，在此笔者不过多赘述。

四、思想文化颓丧，道德水平降低。

宋朝祖训：不杀士大夫。我们都知道，自宋朝开国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并且立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后，宋朝就进入到了一个文风鼎盛的时代。诚然，不杀士大夫，能够消除文臣的顾虑，保护那些直言进谏的大臣不会因言获罪，但这同时也会保护那些奸臣。因为不论他们怎么做，只要不是谋反的大罪，最多也就是被贬。因此，奸臣做起恶来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没有顾虑。

甚至，有些朋友认为，宋朝的文学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同，均达到了我国古代巅峰水平。不过，宋朝的文化发展并不可一概而论，虽说，宋朝的文学、艺术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成绩，然而，宋朝的文艺作品中充斥着消极的享乐文化。我们很难在宋朝的文学作品中看到太多尚武精神的出现，反而，宋儒理学成为宋朝时期文坛上的主流风向标。

在这种风尚的影响下，寒门学子读书的目的自然发生变质，不再是为天下立心生民立命，而是单纯地为了求官求财。当然，在这一时期，仍有许多有风骨的读书人在作品中保留了身为文人的使命感，如：王安石、苏轼、范仲淹等等，但是，这一群诗人毕竟仅是凤毛麟角。更多的文人沉浸在茶文化、酒文化、玉文化中无法自拔，这种享乐主义直接影响了官僚场的道德水平。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也因此，宋朝的奸臣如过江之鲫，实属一种必然了。

参考资料：

【《宋史》、《题临安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