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科举制度发展到了顶峰，成为国家选拔官员的必要手段，也是读书人获取功名的唯一途径。不过，在明朝还是有部分官员并不是通过科考获取功名的，

比如况钟

。

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况钟早年也是渴望通过科考来博取功名的，可是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他的人生规划，他便是况钟老家的父母官靖安知县俞益，由于俞益的工作需求，急需一个有能力人担任书吏，经过精挑细选，况钟被选中了，对于这样的请求，况钟一开始是拒绝的，毕竟做吏就意味着很难有出头日，博取功名比科考更难。

在古代，官和吏是两种职务，官是管人的，吏是办事的，一旦选择做吏就很难成为官，《水浒传》中的宋江在上梁山前就是吏，即便做得再好再优秀，也做不了官，最后只得通过招安的方式才成了官。

所以，况钟的拒绝也就在情理之中，但俞益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能人，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呢，于是就开导他说，自古从书吏干到高官的并不在少数，比如西汉的萧何、唐朝的孙伏伽都是起于小吏，做书吏又有何不好的呢？

一碗鸡汤下肚，况钟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想法，决定跟着俞益干，这一干就是九年，后被俞益推荐给了好友礼部尚书吕震，吕震便同况钟聊了聊，发现这个小伙子非常得不错，是个大才，便破格将其提拔为礼部主事，官居六品，还得到了朱棣的亲自召见。

宣德五年，况钟经人举荐前往苏州担任知府，这可不是啥好差事，当时的苏州因为弊政太多，被称为“

天下第一繁剧难治

”。

当时的苏州主要有三大弊政：

一者，赋税繁重

苏州赋税之繁重堪称明代之最，在洪武年间，苏州一府之税乃至超过了浙江一省之税，不可谓不重，其中全府官田占比94%，民田仅4%，而官田比民田征粮多得多，民田征粮亩均两斗左右，而官田亩均高达一石左右，部分良田甚至高达三石，这还只是田赋，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七七八八的赋税，苏州的百姓可谓是苦不堪言。

二者，冗员腐政

除了朝廷施苛政于苏州老百姓外，苏州地区的父母官更是狼狈为奸，借着各种由头压迫欺压苏州百姓，致使苏州地区发生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其对苏州百姓的欺压更是超过朝廷之重赋。

三者，驻军欺压

苏州地处要地，因而当地的驻军不少，这些驻军不保一方百姓平安，而是到处欺压百姓，甚至一度公开在长江，太湖一带劫掠商船，欺压百姓。

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这一些恶政致使苏州府一带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并不太好。

况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走马上任，“明主治吏不治民”，要想处理好苏州，就必须首先割掉“吏弊”这一毒瘤。上任后的况钟并没有急于处理这些弊政，而是以静制动，欲擒故纵。

况钟上任以后，蛰伏了近一个月，主要是暗地里收集这些恶吏的罪证，一个月后，况钟拿到了这些恶吏的罪证便开始行动起来。

一天，况钟将一干胥吏和部分乡亲父老都召集到了衙门，并当众宣布，奉旨铲除恶吏，并且还让里正把自己管辖的人户分为善恶，列到善恶簿上，并且还制定了一套规则，大善有大赏、小善有嘉奖；大恶有重罚、小恶有惩戒。这两板斧一亮出，众人莫不悚然。紧接着又当众拉出6位作奸犯科的小吏，并当众宣布他们的罪行，随之便将他们咔嚓了，这一记重斧，让大家看到这位新来的知府果然不是吃素的。

况钟的大力整饬吏治，让苏州府的官风焕然一新，同时也在苏州立下了威望，苏州的社会风气和治安都得到了极大地改观。

整饬完吏治后，况钟知道现如今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重税的问题，他上任不到两个月，就向朱瞻基上了两次奏折，请求减免苏州的赋税，此举不但遭到礼部的训斥，连朱瞻基都极为反对。

但况钟并没有因此而退缩，而是继续上书，朱瞻基为他所感动，最终同意减免赋税，而除此之外，况钟为了极大地减轻老百姓的压力，还让农户纳粮就近纳粮，这样就可以讲大部分青壮劳动力从押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不耽误农时，同时还能节约口粮。

经过况钟的大半年的治理，整个苏州大为改观，但不久因况钟丧母只得回家丁忧，况钟刚走不久，苏州有重复旧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些奸人重新掌权，更有甚者还有人刻意污蔑况钟，后经朝廷查访不实，这一切都是因为况钟得罪了某些人。

不久，苏州三万百姓因为感念况钟的好，联名上书请求况钟复任苏州知府，时隔十月，况钟又重新回到了苏州知府任上，继续大刀阔斧地改革，苏州的整个面貌为之一新。

况钟在苏州知府上连任十余载，深得苏州百姓爱戴，况钟任期满后，苏州百姓又再次联名上书挽留况钟，况钟又再次留在苏州知府任上，后病逝于任上，

因其为民做主，一心为民，是难得的青天大老爷，因而在民间与包拯、海瑞齐名，并称为三大青天，只不过其他两位更出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