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五年的考古发掘，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小徐村西的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日前被认定为稷下学宫遗址。

稷下学宫位置确定后，有学者认为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的高等学府，但也有学者不认同这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的早期大学是壁雍太学体系，稷下学宫主要功能是战国田齐时期的政治智囊、咨询机构，教育只是它的衍生、附属功能。

（图中红色箭头所指小红色方块区域，即为稷下学宫所在地）

政治功能是稷下学宫的主要功能

“稷下学宫”这个词，其实是现当代人所创，古代并没有“稷下学宫”的说法。“稷”是齐都临淄城内的一个地名，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十年》：五月庚辰，战于稷，栾、高败，又败诸庄。由“稷”之一字， 历史典籍中陆续出现稷门、稷下、稷下先生、稷下学士、稷下之学、稷下学堂、稷下之宫、稷下馆、稷山馆、稷下学等名词。专家考证，现在能查到最早称“稷下学宫”来自郭沫若1944年在重庆写作的《庄子的批判》一书；建国后“稷下学宫”一词最早出现于1981年，王德敏先生的文章《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 》（刊于《东岳论丛》1981 年第1期），使用了“稷下学宫”一词。

淄博市临淄区委区政府2016年9月编写的《临淄稷下学宫简史》中，对稷下学宫建设起因描述如下：“战国时期，整个天下处于社会大变革之中。诸侯间兼并战争如火如荼，各诸侯国内部的斗争也空前激烈”“各国为适应诸侯间激烈竞争的形势，纷纷重视人才、招揽人才、大兴养士之风。”公元前374年，田齐第三任国就君齐桓公田无继位，“齐国新生政权有待巩固，而人才又不能完全为田氏所用，十分匮乏。基于这种情况，齐桓公田午为巩固政权、吸引人才为其服务，顺应了当时‘养士’的时代潮流”而建起稷下学宫。

从上述背景可以看出，稷下学宫的建立，对外是适应战国时代诸侯国不断兼并的严峻形势，保护国家存续，对内则是为了稳定政权——学术界认为稷下之学一开始就受到齐国统治者的支持和利用，这是因为齐国的田氏政权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新政权，它需要对其合理性进行辩护，以巩固其统治地位。

当然，《临淄稷下学宫简史》也提到，“教育上，西周、春秋时期‘学在官府’的教育全面崩溃，私学开始兴起，‘士’阶层大大扩展、走上历史前台。”

稷下学宫也有教育功能

虽然稷下学宫主要功能是政治功能，但稷下学宫是有教育功能的，这也是稷下学宫被人称作“最早的大学”的缘起。

《临淄稷下学宫简史》概括了稷下学宫的三个功能：政治功能、教育功能、学术交流功能。政治功能作为主要功能，包括三项：进谏、咨议、出使外国。淳于髡[kūn]是稷下先生中的佼佼者，有“稷下之冠”之称，他对齐威王、宣王多有匡正，对齐国富强作出了杰出贡献。著名的成语“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就源于淳于髡讽谏齐威王不作为，然后齐威王从此发奋振作。中学课文中《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邹忌讽谏的对象也是这个齐威王。在淳于髡、邹忌等人的谏议下，经齐威王、齐宣王两朝，稷下学宫达到鼎盛，齐国国力也日益增强，验证了“得士则昌，失士则亡”的道理。

在稷下多年的荀子，有着完整的教育理论，其《荀子·大略》对教师作用论述深刻：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管子》中有“弟子职”一篇，《弟子职》记弟子事师、受业、馔馈、洒扫、执烛坐作、进退之礼，是一份真实、完整、宝贵的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教育史的文献，这些被认为稷下学宫是学校的证据之一。

有学者认为，稷下学宫是官办和私学相结合，稷下学宫是在官办性质的的基础上，内部采取私学主持的方式，每个私学实体对其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学术交流，完全有自主决定权，因此实际成为私学联盟性质的高等教育实体。

稷下学宫更像“思想库和智囊团”

一些学者认为，稷下学宫虽然有教育功能和学术交流功能，但这两个功能附属于政治功能的需要，与中国古代的“大学”还是有不少区别。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相宏认为，稷下学宫主要政治功能是进谏、咨议，并且田齐桓公田午给稷下先生们设置“大夫”爵位，齐宣王进一步提高了稷下先生们的政治地位，给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等76位稷下先生以“上大夫”的待遇和权利，有参政权、批评权、建言献策权等。

也有学者认为：稷下学宫有教育功能，但和现在的学校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所谓学校，得有教师和学生，要有招生、培养、毕业等环节，注重的是教师对学生的培养教育。但稷下学宫都是先生带着一群学生过来，主要是宣扬自己的强国治世思想，其着眼点并不在培养学生，也没有固定的教育模式，只是一种学术的定期集会活动，正如西汉刘向《别录》记载，“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此。”这说明稷下学宫为战国时各派提供了学术交流与争鸣的平台，因此，稷下学宫是田齐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中国古代的大学历史沿革为“璧雍-太学-国子监”体系，据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三千多年前，周王灭商，迁居关中，建都丰京和镐京（今西安市）。在京都城郊，西周天子建起一所园囿，用于教育贵族子弟，这便是我国史料记载最早的“大学”——璧雍。

据说，璧雍建在长安西北四十里处，池水环绕，林苑广阔，草屋厅堂立于中央高地，“如璧之圆，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璧雍的开学典礼非常隆重，天子亲自带领百官到场主持，少年们行敬师之礼，表学习的诚意和决心。随后的数年中，学生们在这里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意在培养文武全才。璧雍受到国家最高关注，皇帝会来督学执教，并在这里举行仪礼，接待诸侯外宾。除在中央所设的璧雍，各诸侯国也都设立了类似的学府，建筑形式三面环水，称为“泮宫”。

西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设“太学”为全国最高学府，学者教授称博士，授课以《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为主，重点培养国家文化精英。此后的璧雍，则主要作为太学中的一个建筑和礼仪场所而存在。再七百多年后，隋文帝杨坚开设了太学国子寺（监），除了包含太学功能，还以科举形式为国家选拔人才，一直延续到清朝。此外，还有许多“书院”式的“民间大学”。

综上所述，稷下学宫是战国田齐时期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这个是确定的，称作“最早的大学”则有待进一步考证和论证。当然，无论性质和功能如何，稷下学宫的贡献不能磨灭，它是当时学术文化交流中心和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形成了先秦百家争鸣的高峰，齐文化与旧儒学在此融合，《孟子》《荀子》等儒家经典在稷下学宫孕育，形成新儒学；《管子》《晏子春秋》《六韬》《司马法》《孙膑兵法》《考工记》等齐文化经典在这一时期由稷下先生编辑完成，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周学泽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