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刘义隆第一次北伐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刘义隆因为内政及刘义康的事情大伤脑筋。但在这段时间里，北魏已经成为了北方唯一的霸主。在这几年中，拓跋焘东征西伐，马踏柔然，灭了北燕，亡了北凉，端了造反的盖吴，直到最后在北方各地都插上鲜卑人旗帜的时候，拓跋焘想起了南方的刘宋。

拓跋焘想南侵，同样地，刘义隆也想北犯。

虽说有前面一次失败的经历，可刘义隆并没有认识到双方的差距。再者，刘义隆这些年虽然处心积虑地除掉异己的同时也没忘了国家的生产发展。元嘉十七年、元嘉二十一年，刘义隆曾两次下令减轻农民们拖欠政府的农业税，当时称"诸通债"。同时他还大加裁抑豪强兼并农民的土地，积极劝课农桑，使得刘宋国内的阶级矛盾大大缓和，人民群众也得以享受到了三十多年的安定时期，社会财富迅速增加。而这段时间，在史书上也有着一个非常有名的称呼—"元嘉之治"。

经过元嘉之治的刘宋，不仅生产力大大恢复，第一次北伐时失掉的军资器械等也迅速得到补充。也就是说，在后勤保障上，刘义隆又有了北伐的底气，国库早为他提供了充足的钱粮和枪支弹药。

因此，刘义隆想要北伐、收回故土、一统华夏的心又开始急剧膨胀起来。其实，早在北魏国内盖吴起事的时候，刘义隆就想过趁火打劫，只是那时候遇上自己家里刘义康的那一堆破事，耽误了他的准备工作，再加上没有把北伐的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刘义隆不得已才暂时作罢。

而现在，刘宋相对进入一个平稳过渡时期，刘义隆觉得，是该商量一下北伐的细节了。

但这个时候的刘宋内阁，有见识的人不少都被淘汰在刘义隆铲除异己的几次行动中，而现在剩下来的又多是鼠目寸光之辈。不仅见识短，这些人还有个共性∶奉迎。

听说刘义隆要北伐，阁老们再次拿出了自己的本事，纷纷向刘义隆献计取宠，而这其中，又以彭城太守王玄谟的表现最为出色。

王玄谟，太原郡祁县人，官僚家庭出身。刘裕北伐之时，为了笼络北方的士家大族，王玄谟投入军中，成为刘宋的公务员。在官场上打滚久了，练就了他的另两项本事∶靠嘴巴吃饭和贪。

王玄谟很会说，在他那里，黑的往往都会被说成白的，而且往往说得有理有据，让你找不出一点破绽，天生一个当律师的料。

值此刘义隆和诸臣探讨北伐事宜的时候，王玄谟瞅准时机.向刘义隆上了一份奏疏。

而当刘义隆看到这份奏疏时，他也完全被王交谟的鬼侃说服了。

"王途始开，随复沦塞，非惟天时，抑亦人事。"也就是说，刘宋第一次北伐失败，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天时，也不在于地利，更不在于人和，为什么呢?接下来是论据。

"虎牢、滑台，岂惟将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皆由民惮远役。"也就是说，虎牢、滑台的失陷，并非仅是指挥作战的人的问题，而根本原因是老百姓害怕到遥远的地方服役。

那找到了原因，王玄谟是怎么解决的？"臣请以西阳之鲁阳，襄阳之南乡，发甲卒，分为两道，直趣淆、渑，征士无远徭之思，吏士有屡休之歌。"王玄谟认为∶就近征发民众从军，这样就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

在刘义隆面前，这封奏疏确实无可辩驳。但在局外人看来，却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有个原因，王玄谟没写，王玄谟意没意识到不敢说。但就算他意识到了，他也不敢写。

刘宋和北魏的国防力，刘义隆时代绝不可和刘裕时代相比，而这一点，刘义隆是不相信的。也就是说，刘义隆的脑子一直都在灌水。不仅如此，军士畏惧远征，也不单是老百姓害怕到远方去，自古至今，有很多事例都可以说明，只要管理得好，士兵们你让他打多远就可以打多远。因此，刘宋士兵没有战斗力。说白了，就是管理问题，再往上升一点，那就成了刘义隆的问题。当然，王玄谟不可能给刘义隆挑刺，他必须要找一套跟在位者和自己都牵扯不大的理由。王玄谟明白，脑子灌水的刘义隆，不可能回过头去看自己的弱点。

借着这份奏疏，王玄谟希望加深刘义隆对自己的印象分。而王玄谟成功了。

在刘义隆眼里，王玄谟这份奏疏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他很高兴地对侍臣说∶"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也就是说，仔细琢磨王玄谟的陈述，使人有一种封狼居胥山的意境啊。

封狼居胥，来源于西汉大将霍去病登狼居胥山筑坛祭天以告讨伐匈奴成功的故事。同样是北伐，同样是与胡人战。霍去病成功了，他刘义隆也相信自己会成功。而刘义隆的"霍去病"，就是王玄谟。

自此，刘义隆开始将北伐之事正式列为未来一段时间的重大公关项目。但刘义隆却没想到，就在自己还在做着准备工作之时，鲜卑人意连招呼都没打一声，先他一步非法入境。